转凤凰网—解密反邪教办：用“610”代号 曾遇教徒“策反”

唐老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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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反邪教办：用“610”代号 曾遇教徒“策反”
2014年09月25日 12:53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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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的爱心付出，转化工作开始有了成绩，不少走出学习班的“邪教徒”送来的锦旗。 （南方周末记者刘炎迅/图）



爱心家园和关爱协会在同一个院子，55名志愿者和程东晓一起为转化“邪教徒”努力。 （桉树/图）

核心提示：程东晓从事邪教徒转化工作已有15年。从2009年起，他试图寻找转化邪教徒更有效的方法——“爱心家园”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至今也有5年。最初办学习班，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看不起邪教徒，但一上课，有些邪教徒滔滔不绝，还试图“策反我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很多还是高知识分子，说话能引经据典，“有时候我们讲不过他们。”程东晓笑着自嘲，“所以逼着我们学习。”

原标题：“610”从神秘走向公开 转化“邪教徒”

过去：采用法律说教，效果不好。他们走出学习班，但骨子里没变，还是邪教徒。

后来：“以法带法，以法破法”。比如会从具体邪教经文里找破绽和漏洞，加以佐证。这样瓦解一个信徒“神圣信念”，常常事半功倍。

现在：成立爱心家园，追求“回归率”，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像医生对待病人，像老师对待学生，像家长对待孩子。

未来：转化工作公开化、社会化、公益化，610办公室慢慢退至幕后。

2014年9月23日的南京，下着雨，云层很低。电台里说，台风擦肩而过。

程东晓坐在距离长江边不过几公里的政府大楼里，笑得一脸晴朗。他中等个头，说话时抑扬顿挫，语速较快。程是南京市鼓楼区610办公室的主任，这是一个在外界看起来颇为神秘的机构，全称是南京市鼓楼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

程东晓从事邪教徒转化工作已有15年。从2009年起，他试图寻找转化邪教徒更有效的方法——“爱心家园”正是这一思路的实践，至今也有5年。“在全世界，很少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从上到下建立了一个庞大反邪教组织体系，但这么多年的实际效果证明，反邪教的严峻性不仅没有好转，而且更加严重了。”

“反邪教，怎么反也只是人民内部矛盾嘛。”程东晓说，“有什么见不得人，要大张旗鼓嘛！”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对”

程东晓很怀念过去的时光，“毛主席的意识形态，是我们最优秀最宝贵的东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注重经济发展，意识形态这一块好像放松了。他对此感到遗憾。

“我当初由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调到这儿时，也搞不懂，后来慢慢感觉到这个群体命运坎坷。”程东晓说，其实他们有些人物质生活很好，但精神生活很匮乏，或者经历当中有很多悲惨、悲伤的东西，所以，就要寻找一种寄托。

1999年6月10日，国家自上而下成立了反邪防范机构，即俗称的“610”办公室。

那时，南京是全国的重灾区。而鼓楼、下关和玄武等区又是南京市的邪教重灾区。这三个区邪教徒人数众多，在邪教组织里的高阶别教徒也多，闹事造谣的人也多。江苏最早的一个邪教团体，就出现在原来的下关区。当时邪教团伙共8人，核心是一位大学老师。

最初的两年，“就是打击，劳教所等地方关得满满的。”程东晓说。

除了看守所和劳教所，另一个改造邪教徒们的地方叫“学习班”。春秋各一班，一班三个月，每班十几个人。负责跟班陪护的人，有政府工作人员，也有聘请的下岗职工，一天100元报酬。开课前，“我们会提醒陪护人员，要提高警惕，不定期轮班。”

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住得像宾馆一样，标准间，有厕所。如果教徒情绪激动或者性格一度暴躁，陪护人数会随即增加，“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杀人的这种情况，一般就是自残。”所以要“24小时同吃同住同看电视”。

白天在房间里上课，一个老师或者多个老师对一个邪教徒。“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有点像研究生上课的感觉。”有时也会到专门的谈话室，负责谈话的老师一般两人一组。现在，也有些地方推行“上大课”，但只能解决共性的问题，个性的东西就很难解决，“邪教徒个性的东西很突出”。

程东晓坦言，最初采用法律说教，效果不好。多位已转化好的邪教徒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仅仅关押和法律说教对他们没用。在李荷的记忆里，那时根本不怕，“被关在劳教所里，大家都群情激昂，高唱歌曲或者念诵经文，声浪一阵阵，屋顶就能掀掉。”

学习班一般3个月，也会根据每个人的情况适当调整，是否转化好，能否成功走出学习班，直到目前，其实都没有一套明确的量化指标。

多年来的经验是“三书五稿”。“三书”是“保证书、悔过书、决裂书”。“五稿”则是要求写清楚这样5个问题：“过去我是怎么走进邪教的”，“过去和现在的邪教怎么回事”，“邪教为什么会危害社会”，“它从哪几个方面对我造成什么危害”，“对社会造成了什么危害”。

会不会有人伪装？也有可能。一个原因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不会教育。”一些邪教徒写完三书五稿，然后就能走出学习班、回家，但骨子里没变，还是邪教徒，还是坚信原本的那套邪教信念，甚至变成更加坚定的邪教徒。

“威逼的方法，我最反对。”程东晓说。

程东晓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叠材料说，这是前不久从厦门来的几位专家提出的量化指标方案，也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个课题——邪教徒转化体系测评表，期望能从原本的三书五稿的人为主观的标准，变得更科学和系统，以衡量一个邪教徒是否真的转化了思想和信念。

“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

2002年起，程东晓他们开始寻找更有效的方法，“以法带法”和“以法破法”。

“在法律之外，还要从邪教法理和经文入手。”在办公室的一排吊柜上，全部是邪教的书，“想破它，我要比邪教徒更了解邪教经文和理论才行。然后与正宗佛教相比，与科学理论对比，找出破绽和漏洞。”

“读了几十遍。”程东晓说，“反复查，不能留下死角。”

一般破法时，比如会抓住邪教“师父”的不好之处，“表面看是叫你做好人，实际上把你引向自私自利，惟我独尊脱离政府、脱离社会，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境界。”然后从具体经文里找破绽，加以佐证。这样瓦解一个信徒“神圣信念”，常常事半功倍。

但难免也有意外，程东晓他们也有自己的应对之策，比如某一天，与邪教徒当面破法时，一段经文忘记了，或者困住了，“我就把它岔开，岔到其他问题上去了，但是我记着提这个问题，我回来立马查。你不懂根本不行。”程东晓说。

“改变信仰，改变灵魂，很难。”程东晓坦言，“封闭办班也是我们摸索出来的，效果最好。”并沿用至今。

最初办学习班，很多政府工作人员看不起邪教徒，但一上课，有些邪教徒滔滔不绝，还试图“策反我们的工作人员”，其中很多还是高知识分子，说话能引经据典，“有时候我们讲不过他们。”程东晓笑着自嘲，“所以逼着我们学习。”

对于那些邪教的经文和理论书籍，程东晓说：“为了工作，你一旦觉得有必要读这个书就不会头疼。”但还是有很多工作人员“一看就头疼”，“过去我一个副主任，他说实在看不下去，一看就想睡觉，那我就跟他讲你不适合干这个，你还是到街道去吧，后来就去了”。

“我们这个工作，很没有新鲜感。”程东晓说，“不像你们记者，每天都接触新鲜事物。而我们是重复的。”

“巩固回归，同步教育”

走出学习班，很多教徒无所事事。他们基本上都是有神论者，遇事会疑神疑鬼。一旦身体不好，或者遇到不顺之事，就会想到邪教，“很容易反复。”程东晓坦言，邪教徒的反复率很高，基本上接近吸毒——反复率70%-80%。

有些人就买些佛教、基督教的书看，有时也会叫来几个走出学习班的班友一起看，一起聊，但聚的时间越长，旁人不免发毛，一经举报，街道和公安等都来阻止，这样让那些转换者们重新陷入一个人的空虚和苦闷。

程东晓等人就在想，仅仅去驱散并不行，“堵不如疏”。所以打算找一个地方，能让他们公开自由地聚会聊天。而最终成立后来的“爱心家园”，与张静的一项课题密不可分。

张静就是那些“典型”中的一个。她今年58岁，是当地社科院社会学专业的研究员，2000年左右接触邪教，从此沉迷。和很多邪教徒一样，她到北京上访过，被关进劳教所和学习班，最后在程东晓的“以法破法”之下于2002年成功转化。走出学习班后，她开始将邪教作为自己的科研对象，2007年，还接受了江苏省防范办、省社科院联合搞的一项课题，名称是《江苏省邪教徒教育转化的现状和对策》。

她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全省13个县市展开调研，最后做出5万字的统计分析报告，发现了一些问题。张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比如一直以来，对于走出学习班的人，各级政府和机关采取跟踪式回访，“三包一”或者“四包一”，在重大节日或者敏感时刻，上门回访或者“慰问”，这样的方式，让已经“转化”的人感到不适，张静将之总结为：“敲打式回访”和“恩赐式慰问”。

此外，还有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各级部门面对邪教徒，一味看重“转化率”，“就像经济发展中唯GDP数据一样”，导致弄虚作假，水分很大，张静提出，应该将“转化率”改为“回归率”，要看真正的效果。

而鼓楼区610办公室于2009年成立的爱心家园，就是程东晓他们试图提高“回归率”的地方尝试。

爱心家园位于下关区的一处废弃的学校里，经过一条堆满废弃杂物的巷子，穿过一道双扇对开的大铁门，就进入这片空阔之地，安静，长满高大茂盛的梧桐树。

“要像医生对待病人，要像老师对待学生，要像家长对待孩子。”程东晓说。

“让头脑充实起来，不再回到邪教”

爱心家园成立之初，程东晓等人还是有顾虑的。

一直以来，全国对待邪教徒的转化都是封闭办班，宜散不宜聚，而爱心家园，就是要将他们聚拢在一起，当时有领导担心：“万一串通反复，集体反水，那得了吗？”

程东晓硬着头皮坚持“不会”，他的底气来自自己的“嫡系部队”，一共22人，都是被他成功转化的曾经邪教徒。

“从2002年开始办班，我开始做转化工作，这些人就陆续跟着我，做帮扶工作。”那时候他们还不被叫做志愿者，而是“转化典型”。

“让他们现身说法。”程东晓说，“你要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大部分人都比我大，我都喊她们大姐。”

爱心家园实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在志愿者中推选7-9人组成组织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一般事务由组委会自行商议决定，重要事务征求政府相关部门指导”，每周二、四、六、日有数位志愿者值班。每年一次志愿者大会，每2-3年改选组委会并修改爱心家园章程。

组委会的主任，是历中兰，她体态微胖，早在1995年就陷入邪教，曾是南京当地级别很高的邪教徒，四处“弘法”，当国家在1999年取缔邪教时，她整个人都崩溃了。历中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直到2002年，参加学习班，被“以法破法”，才最终转化，“我现在爱心家园，为别人解惑，也是在帮助自己。”

在组委会之外，还有三人，由程东晓找来，常驻爱心家园，作为联络其与610办公室之间的纽带，用程东晓的话就是：“掺沙子”。

乔占瑜是三人之一，他曾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和党委书记，退休后来到这里。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年他还是校长时，学校里有一位美术老师，沉迷邪教，“自家孩子自家管”，每天全校老师轮班倒，两人一班陪护，帮助转化，也正是那次经历，乔占瑜被认为可以胜任目前的这个工作。但他说，“这比管理一所学校要难吧，你不能来强制命令和行政惩罚，只能和颜悦色，晓之以理。”他说刚来爱心家园，他被志愿者们视为政府派来的“卧底”、“奸细”，都不爱搭理他，但日子一长，“我以诚待人，人都是讲感情的嘛，他们现在有时还叫我乔书记，有时干脆叫我乔哥。”

爱心家园里，平时会放电影和传统文化的节目，“放电影我们一般选那种特别煽情的，《妈妈再爱我一次》或者《简爱》一类的。”程东晓笑着说，原来邪教让他们脱离日常人情，我们现在要强化人伦情感和同情心。

有时也请宗教和儒学专家来讲课。他们还办了一本名为《心灵驿站》的杂志，每季度出一本。“让他们头脑充实起来，就再也不会回到邪教了。”程东晓说。

“610办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后”

邪教徒里有各种人，有曾经的公安局高级警官，有高校组织部部长，也有政府机关的公务员，等等。在爱心家园，一般呆三个月左右，帮教和巩固好了，就可以不用来了。当然有些巩固好的信徒，又会申请转为志愿者，继续参与家园活动。

到目前，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已经从22人发展到55人，其中有几位还不是曾经的邪教徒，单纯就是来做志愿者的大学生和热心人士。

“每年发展一点，我们也不敢大发展，想当志愿者的人必须靠得住。”程东晓说。如今他们的工作得到国家防范办高层的认可，前不久爱心家园五周年大会，就有中央领导人来参加。而与会的一些地方领导，还感动得流下眼泪。

志愿者原来没有太多报酬，程东晓说，“实际上大家也不是专门为了钱，还是为了教育挽救人。”

“但目前的形势依旧严峻。除了法轮功，全能神也成为主力，而这是基于基督教的经文，需要转换者学习更新。”程东晓说，现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都要看《圣经》，看全能神的教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啊。”

程东晓理解的“形势严峻”，还在于“国家需要对当前的反邪教工作予以规范，现在各地乱七八糟”。


“比如队伍乱，不像我们610办公室设在地方政府，还是独立的，而有些地方则放在政法委，有些则放在公安局，有些则放在国保大队里。”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召集多位基层610主任去座谈，程东晓是其中之一，他就直言不讳地说，眼下国家反邪教需要立法，要明确邪教的甄别标准，要明确主管的部门职责，“比如，人大常委会是否应该授权公安部来负责？”

还有钱的问题。“我们鼓楼区这里反邪教工作的经费是纳入政府预算的，但很多地方没有钱，那怎么能做好邪教徒的转化呢？”程东晓举例说，尤其是东北地区，有一次开会，他和东北某地级市610办主任住在一个房间，闲聊时该主任抱怨自己手里只有4个人，而全市有6万多邪教徒，“我们南京全市也不过四千多邪教徒。”

“说白了就是要公开化、社会化和公益化，政府购买社会服务，610办公室要慢慢退到幕后。”

（文中李荷、张静、历中兰均为化名）

唐老鸭

他们的思路理念经历了五个阶段：  以法代法——以法破法——重点破法——以理破法——破立整合（健康回归）

我在网易新闻手机客户端，发现了文章《揭秘反邪教办:对教徒如对病人》，与你分享:手机访问: http://163.fm/QK7vbDb 电脑访问: http://m.163.com/proxy?url=http: ... 00BQ5800963VRO.html

唐老鸭

文中所提的“上大课”其实有误，准确的提法应该是“团体辅导”。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大课”。而团体辅导的同时，又必须同时结合个别辅导。

这应该是文中的主人翁或记者对此的不了解或误解而导致的一点差异。

唐老鸭

客观而言，家园仅仅是一个沟通、交流、宣泄的平台，而真正的释疑解惑，则还是需要真正有内功的理念和有内功的人士的。而这，不是吹牛可以解决的。

至于转变之后的融入，则就要从婴孩模步开始了。

准确把握群体中的正向、负向暗示，并积极疏导驾驭，这才是家园成败的关键!

唐老鸭

游客 发表于 2014-9-25 16:58
“他们说我掉进了粪坑”.....“不，是你没有分辨出清浊，我帮你”....“好的”....
“你用坑里的液体，洗掉那些身上黏糊糊的东西，那些不要”....“好的，我已经洗掉了”...
“你再喝点，多喝点，对！这就对啦”......“我现在干净了吗？”......“还差点，按我说的做”...
“原来身上那件衣服脱掉，穿上这件你就可以出坑啦”...“哦，原来是这样啊，感谢！”....“不用谢，这里不是粪坑，是重生！你记住”.......“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不光是都干净多了，纯净了”.........“哦~是的吧。”
“接下来我做什么呢？”...“我感觉你应该是让更多像你这样的纯净起来”
.......................................【后面更加劲爆，还是省略吧】

这位网友是想说李坑还是东坑呢？

唐老鸭

封闭办班模式起源于2000年江苏省劳教局与南京市公安局联合举办的法制教育学习班（地点位于江苏句容石山头的句东劳教所中区），它在全国也是首列。而并非起源于南京市鼓楼区或南京市某个县区、或江苏省某个市县的学习班。

对此既不要误导，也不要贴金，更不要有意或无意地改变历史。

唐老鸭

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要硬拉硬塞！这种不良的宣传造势模式也该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

这既是生活、学习、工作的客观态度，也是反邪防邪的基础和基本功。否则，一切将流于空谈。

我记得王书琴曾经问询过:她要上报某人的转化材料，但此人是其他系统的人做通的，她该怎么办？

唐老鸭

游客 发表于 2014-9-26 09:13
我记得王书琴曾经问询过:她要上报某人的转化材料，但此人是其他系统的人做通的，她该怎么办？

我的回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我不作声。

只要操作得当，开放式办班要比封闭式办班的效果更好。

2002年鼓楼区的唐先生其实就是在开放式办班的情况下，走稳走好的。

转凤凰网—中国的邪教转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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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邪教转化者
2014年09月12日 18:56
来源：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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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is it 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们—南京鼓楼区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肩负一线反邪教的转化工作。

文|钱杨采访|钱杨陈竹君编辑|张卓摄影|桉树

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程东晓先生算得上中国最早从事反邪教工作的政府人员之一，将邪教思想从一个人大脑清扫出去，再填补进正确的价值观是他的基本职责所在。

最初接受这份工作时，他有点茫然无措。此前，他是南京市下关区工业局办公室主任，2000年，他被领导指派到南京市下关区的防范办担任教育转化科科长。防范办全称是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是政府为应对邪教问题设立的专门机构。2000年前后，有邪教组织号召教徒到天安门讨说法，呈现对抗政权的趋势，在多数国家，正统宗教是反邪教的主力，政府作为中立者起仲裁作用。在中国，由于没有占主流地位的宗教，政府教化者的角色让不少邪教组织转变为与政府尖锐对立的状态。最近几年，国家开始将反邪教政策调整为「团结、教育、挽救绝大多数人」。

56岁的程东晓平头、大眼，式样平常的T恤衫平整地扎进西裤。很难说是出于职业习惯还是性格使然，他常常显得热情洋溢，善于主动挑起话题，又不给人以压迫感。回顾自己十余年的邪教转化工作——某种程度上是被动选择的职业——程东晓总结，这是一场与人的精神世界斗争的战役，其间艰难，外界难以想象，他入职后遭遇的第一单任务，是一场以「惨败」收场的真人试验。



那是14年前，南京市委防范办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对一个邪教组织的教徒进行转化，6位来自天文学、哲学、心理学等领域的教授加入攻坚小组，程东晓负责后勤，观摩学习。他们的任务是，合力扭转一位叫李梅的美术老师。

在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教授们和李梅展开激辩。程东晓回忆，教授们费尽唇舌，却一个个「败」下阵来，气氛看似剑拔弩张，实则双方都在各自的逻辑里打转。「就是他说服李梅，李梅去说服他。」14年后的一个夏日早上，程东晓向《人物》形容这个羞辱性的结果带给他的震惊，「肃然起敬这个词肯定是不合适（指对邪教）。」他琢磨了一会儿说，「他（指邪教领袖）的理论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所以邪教改变的不是简单的一个人练不练功的问题……而是改变了人对整个世界、社会、事物的一些总的看法和观点。」

程东晓奉命边开班边探索，第一期计划改造10个邪教成员，区公、检、法共抽调10个干部，「一人包干一个」。首要困境是如何让邪教徒吃饭。大部分人是违法被强制进入学习班的，往往带着殉道的决心，称这个封闭的场所为「洗脑班」，即便最温和的反对者也「像雕塑一样」无动于衷。

程东晓「磕下」的最顽固案例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邪教徒。她断定防范办要迫害她，于是绝食，成天躺在床上，大小便也不挪地，只求一死。学习班专门雇了两个老太太，每天苦口婆心劝，「姑娘啊，你吃点吧。」没用，只好强行喂水喂饭，把她拖到浴缸里擦洗。程东晓像上班打卡一样，每天端着茶杯来找她谈，不但要忍受长时间坐在臭烘烘的房间里，还要努力表现得愉悦热情。最初，他只能自说自话，从法律、道德谈邪教教义，对方置若罔闻，高兴时，在小纸条上写，「你讲得对」或「你讲得不对」。

现在回想，程东晓仍头皮发麻，「所有的事你都说完了，你没话说了。真是很难很难。」「谈话」进行到第14天，对方表态，答应隔天开口。第二天早上，程东晓跑来见她，她指指自己的喉咙，摆摆手，示意发不出声。原来，在进班以前至少半年的时间，她就拒绝跟任何试图转化她的人对话，这导致她失声了。她费劲地哈着气，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勉力挤出一点微弱的气声。接下来，程东晓用5天时间说服她主动吃饭，3个星期说服她刷牙洗澡，前后一共40多天，她才相信学习班并非迫害之所，当她走出学习班时，他们已经成了互相信任的好朋友。

70多岁的退休老人石林被「连哄带骗」结束了绝食。跟他交谈的是程东晓的同事何成浩，借调来防范办之前，他是南京市一所中学的德育处主任。何成浩先是赞扬老人有骨气，又批评他对自己的邪教首领不够忠诚。老人一听急了，你胡说，我怎么不够忠诚？何成浩说，X老师（指邪教首领）现在肯定不想让你死，他要靠你拯救更多人呢。老人一听，有道理，要死也得把原计划13万字的「护法心得」写完。在配合地吃完一碗面条和一袋椒盐饼干后，老人在陪护人员的细心伺候下睡了，至此也结束了日常的对抗。



南京鼓楼区防范办的转化工作者：办公室主任程东晓（中）、副主任杜宏程（右）、钱邵杰



「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当邪教成员停止对抗，开始吃饭喝水，开口讲话时，转化工作进入第二步——思想教育。为避免对立情绪，一般情况下，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会小心谨慎地尊称邪教领袖为「你的师父」或「某大师」，谈及邪教教义时，「歪理邪说」这类词不能使用。「你就是一个大法弟子，你就是站在一个大法弟子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他说。

最初的探索十分笨拙，「吵，没有经验，就那么吵。」程东晓说，喉咙出血也无济于事，他常常被驳得哑口无言，「那道理滔滔不绝」。说不动对方，就在笔记本上挨个记下来——「回来我就开始查资料」。转化工作就像一场火拼激烈的漫长辩论赛，「他（她）在想着对付我们，我们再对付他。争分抢秒，斗智斗勇。」

以「破法」为目的，程东晓和他的同事开始研究邪教教法的漏洞，「师夷长技以制夷」。除了邪教徒，没有谁比他们更了解邪教的教义，比如一部邪教教法强调，电子围绕原子核做圆周运动，与地球绕着太阳转一样。程东晓模模糊糊地觉得不对，专门找到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一位化学老师给他重上初中化学课。老师从原子由原子核、电子构成讲起，最终告诉他电子做的是「不规则运动」，程东晓兴奋地揶揄「统管宇宙的主佛」犯的错误如此低级。类似的错误还有，「光年」被当作「时间单位」使用；法国君主制的覆灭被归结为巴黎公社的功绩……「把他（指邪教成员）思想搞乱。」程东晓压低声音告诉记者。

程东晓的同事何成浩有时仅仅通过发问，就能让邪教成员产生松动。「我说不通他，但是我可以问得倒他。」比如，前文提及的老人石林，是一名网络工程师，退休后在家登录外网，受此影响，加之「文革」时家庭遭遇的不公正对待，对国家、社会风气抱怨颇多。何成浩用请教的姿态将精心准备的3个问题抛给他，其中针对老人反党反社会的情绪，何成浩设计了「为什么要以双重标准评价国共两党」？陪护石林的人员后来告诉何成浩，老人被问题困扰得半夜辗转反侧，后来干脆一骨碌爬起来，呆坐着。从后来的结果判断，这是老人被成功转化的重要节点。

摸到行之有效的门路是几个月后的事。在日复一日、令人疲惫的辩论中，程东晓和同事们发觉专题讨论更高效。一次只深谈一个问题。比如，谈练功能否治病，无论对方跑题多远，转化者必须不屈不挠地折回话题。他们寄望一次性击碎邪教成员在某个问题上的幻想。「（确保）这个问题上面我能把你说通，或者我能把你压住。」程东晓打出一个有力的下压手势。

2002年底，程东晓把这些经验编纂成一本93页的小册子，在南京市防范办系统推广。蓝封皮的小册子中列举「以法破法」的50例前后矛盾的经文。「一点一点把邪教领袖这个神的形象打掉。」程东晓说。与最初战战兢兢的畏难情绪相比，如今，南京鼓楼区防范办的转化工作者格外自信地认为没有「转不过来的人」。钱绍杰从事反邪教工作10年，如今是鼓楼区分管教育转化的副主任，被问及转化经验，他说，「熟能生巧嘛。」接着笑着摆了摆手，「来一个转一个，来一个转一个。」

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在曾是区人大代表、街道居委会主任的张兰身上，程东晓目睹了人在「悲痛欲绝」时的状态。学习班内，张兰想通了所有问题，除了一个——对邪教领袖的幻觉。她盯着邪教领袖的照片看，看着看着照片就飞到了半空，在房间里蹿。她使劲儿掐自己，疼出了声，但照片还在几米开外来回飞着。「我还真是没有办法解释它。」程东晓上网搜索，最后打印出四五厘米厚的资料，跟张兰说，这个问题实话说，我们研究不深，请你看看人家专家怎么说的吧。一个多月后，张兰说，问题解决了，要求见程东晓。

程东晓一进门，她「咣当」一声跪下，膝盖骨磕在坚硬的地板上发出沉重的响声，抱着程东晓的腿开始痛哭，声嘶力竭，「我那么多年了，我相信他（邪教领袖）。」程东晓蹲下来，抱住她，轻拍她的后背，哭泣持续了半个小时，她开始剧烈呕吐，几个人把她架到洗浴间，吐了半个小时才止住。「什么叫痛苦，真是感觉到了。」程东晓说完，长舒了一口气。几乎所有进入学习班的邪教成员都会经历类似的身心之痛，当一个人深信不疑的信仰被剥走时，就像深度成瘾的吸毒者经历戒毒，嚎哭、撞墙，时有发生。

教育转化工作初期，按照规定，每个邪教受害者在声称自己转化后要接受一道测试——在邪教首领的彩色照片上打叉。很少有人能够表情自然地完成，不是失控发抖，就是在脸部边缘打一个小小的叉，还有人战战巍巍半天狠下心来，半闭眼，最终把叉打在下巴上。打叉归来，一些年纪大的人不停地揉着胸口，脸红出汗，血压骤升。「考过了这道题的学员好像都是被高压电打了一下的那种状态，蔫蔫的。」李桂莲说。临到李桂莲打叉时，她「一个大叉打到底！」当时她自己都惊讶了。很多邪教受害者都有类似的顿悟瞬间，类似脑海中「叮」的一声，邪教思想走了。



此前误入邪教的李桂莲（左）和史秀华被成功转化，已是志愿者中的模范人物，帮助转化其他邪教受害者

听上去，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瞬间，很难判断转化是否成功。「三书五稿」（即邪教学员主动上交决裂书、保证书、悔过书，以及5篇揭批邪教的思想认识书）被防范办视为转化成功的重要指标，也有一些人出于权宜之计写完应付。「我们都上过这方面的当。」程东晓说。邪教转化工作更严峻的问题便也在此：每年有大量学员出班后，被原来的功友「策反」。尤其人生遇到难事，很容易「反复」，重归邪教。

5年前，程东晓在南京创办了「爱心家园」，这是「学习班」结束后的新阵地。一个用来解释两者承接关系的比喻是，如果学习班是医院，爱心家园就是出院后的疗养机构。「要出班，可以，到爱心家园参加活动3个月。」程东晓一般这样要求。这个农家子弟出身的政府官员，形容自己执着起来和那些邪教顽固者相当，「和敌对思想争夺群众」。



「爱心家园」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造而成，两层狭长小楼就是活动场所

「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

「爱心家园」位于南京市一个上了年头的小区深处，由一个废弃的小学改造。绿树掩映之中的一栋两层狭长小楼就是活动场所。小院四周围墙上贴满了制作精美的宣传展板，内容包揽传统文化、反邪教常识等等。送往爱心家园的「新人」刚脱离邪教，脑子空空，亟须新的世界观。程东晓直截了当：「就把原来邪教掏的一个大窟窿给他们补上。」不要求无神论，也不要求共产主义思想，如果信神，范围限于法律规定的五大正教。

最初，佛教成为相对自然的重塑路径，因为一些邪教借用了佛教的符号和概念，但类似信仰不能走得太深，否则「之前学邪教的状态又出来了」。曾有本叫《光话》的书让10多个爱心家园的成员听得痴迷，交了几千块钱要去上海现场听课。这本书从一滴水也有灵性说起，慢慢说到来世今生，继而给出行动指导。后续，爱心家园花了很多时间才把这本书的影响慢慢消化。

更有甚者，爱心家园还遭受过宣扬邪说者的「踢馆」。曾有一位讲授「先生开示」的教授申请到爱心家园讲宗教，何成浩等工作人员以为是普通讲座，同意了。后来，他们才察觉，这是某邪教的「变相的大法」， 宣讲者号称比某邪教领袖还先知先觉。

《弟子规》是一本教育儿童待人接物的书，它不强调神佛理论，而是通过规范自身行为，感受生活的细微幸福。爱心家园认可这本书的「安全无害」，大力推广，「几乎人手一本」，学员们像小学生一样如饥似渴，「疯狂得不得了」。有段时间，程东晓发现，学员们问候他的方式都不一样了，作揖和鞠躬风行。

前不久，他们还借《弟子规》之力成功转化了一名「全能神」的信徒。一位退休护士，因为公开散发「全能神」宣传材料，被强制送进了学习班。初进班时，她绝食抗争，成日倒头睡觉。工作人员从早到晚放《弟子规》的讲解视频。开始时，这位护士大喊「吵死了，不要放」。渐渐地伸头去看一会儿，又过了几天，从床上爬起来，跟陪护人员坐成一排盯着电视机看得津津有味。

剥去爱心家园的反邪教性质，它看起来就像个热情高涨的中老年兴趣协会。参加者平均年龄55岁，女性占绝大多数。5年来，这里陆续开办过十几个兴趣小组，健身气功、手工绢花一度风靡。

由于这种集体主义教育的反复宣扬，加上共同的切肤之痛，爱心家园的成员们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命运共同体」。不止一位成员告诉《人物》，他们依赖爱心家园，不能想象如果离开这里自己还能快乐。

很多人在3个月「巩固」期结束后，申请加入「爱心家园反邪教志愿者」（简称志愿者），专门研究如何转化未觉醒的教徒。「由反对政府到被我们拉过来帮助政府做事情。」程东晓很高兴，被转化者现身说法有先天优势，「我帮教那么多年，真正到『法理』这块的时候，就是『法理』上破法、借法的时候，一般要问他们。」

神奇的例子是李桂莲，作为志愿者帮教小组的组长，碰到了疑难问题，防范办的工作人员会说，「请李老师出马」。温和热心的她精通「法理」，又热衷探讨，面对最顽固的被转化者，最夸张的说法是——「她三下两下就解决了。」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

即便程东晓和他的同事竭尽全力，转化之路也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畅。程东晓谈起10多年前他转化过的一个邪教受害者时颇为惋惜。那是一个大学老师，坐了3年牢，邪教信仰丝毫不动摇。母亲跪在面前求她醒悟，她面无表情，「像雕塑一样」。参加了两年学习班初见成效。离开时，程东晓叮嘱她，回去要遵纪守法，「不要做让我们防范办为难的事情」。她跟母亲返回新疆原籍，结婚、生子、工作。前几年，程东晓到新疆出差，向当地防范办打听这个人，得知她被当地的邪教组织策反，离了婚，被抓之后，再次判刑。「后期如果在我们这儿，我肯定把她转化。」程东晓呓语似的反复念叨着。

很多邪教组织视爱心家园为「仇敌」。一些进入学习班的邪教徒后来坦承，之前，他们不止一次在夜里悄没声息地把大院围住，「发正念」，尝试用咒语铲除爱心家园。

杜宏程是鼓楼区防范办的副主任，有超过10年的反邪教工作经验。转业前，他是航空部队的机械师，给人一种沉着的气质。他拒接外地陌生号码，大多是骚扰电话，一上来指名道姓的，「姓杜的」、「反动派杜科长」，「一开始不太适应，尤其是听到诅咒一类的电话。」杜宏程说，「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搞得时间长一点，心理强大是最基本的……这个素质还没有，那你无法面对很多困难的东西。」 他告诉《人物》，自己和程东晓的名字被某邪教组织列入了一个被诅咒的名单内，「将来要『反攻』的话，要进入审判名单的。我们要被海外法庭起诉的。」杜宏程笑着压低嗓音说，「（我们）是破坏他们的关键人物。」

虽然才从事反邪教工作4年，胡以文坚持认为自己外表上发生了明显变化。「你看我表情。」他向《人物》记者指了指自己脸说，「好像是呆板一点了。」鼓楼区政府办公大楼其他部门的人经常对他们指指戳戳，说防范办的人多少有点怪怪的，从外表就能分辨出来。

王文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课题的核心成员，接受《人物》采访时反复强调，从事邪教转化工作很特殊，有时需要专家心理干预。他曾经认识一个警察，转化某邪教教徒，谈着谈着自己睡不着觉，「真的就神经出问题了」，「他们当时的那些领导，特意说让我去跟这个人谈谈话，要帮助帮助他。乱了。」

程东晓和他的同事们几乎都遭遇过邪教的「反转化」。何成浩告诉记者，「他们都说，你挺不错的，你素质蛮好的，你要是练的话，你很快就能成为大师，你就能得到圆满。」

某种意义上，转化是一份重建信仰的工作，在为他人塑造信仰的过程中，转化者们也会遭遇精神危机：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邪教？幸福到底是什么？程东晓和《人物》分享自己的结论：时代缺失信仰。「毛泽东时代我们不缺信仰，很多人现在都说毛泽东这样那样，其实毛泽东时代人的精神生活非常丰富。很穷，物质上很贫困，但是精神上这东西……」程东晓怀念过去，自认是坚定的无神论者，他时常看到有一些党员身份的政府人员在佛殿里，磕头烧香，觉得太不像话。「叫我去跪到那里磕头，我做不来。」

程东晓的同事杜宏程对这个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他生于1960年代，80年代初刚进入社会时，爱国主义是他的信仰。「就喜欢把自己个人的想法、个人的行为和一个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安全联系起来。」如今，他已经很久没有考虑信仰问题，「已经被封存了。」他用不算太严肃的口吻说，自己没有被邪教裹挟的一个原因是也许他还算满足「比较俗气地活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反邪教研究组曾做过一个问卷，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邪教受害者。「改革开放后，好多人都有一种无组织感，社会崇尚金钱，这种气氛让大部分人都成了挫败者、屌丝，大都市里边钢筋水泥的丛林，人们缺乏人际交往；再加上我们在中小学教育过程中间，缺乏怀疑。」王文忠说，邪教实际「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人感到不再孤独。

如何快乐地活？死亡又是什么？人类常常被这些问题困扰。「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从这点来说，他们也许和邪教受害者「殊途同归」。「每天遇到很多事情都需要你转化，你不转化就纠结，你就卡在那儿了。」已是志愿者中模范人物的李桂莲告诉《人物》，「转化」这个词在她看来不再指思想扭转和改造，「这个词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直到生命的结束都在转化。」现在，她「全然接纳」一切，知足顺从。



「人人都在修炼。」程东晓说，「我们也在修炼，做好人的一个过程。」


爱心家园的志愿者史秀华体会更深，以前，她长期不快乐，一度皈依佛门，令她失望的是，师父只教她无休止地反复诵读阿弥陀佛，并不提供解决之道。「我就是想人生要快乐，应该是快乐的，所以我碰到不快乐的时候就怎么也想不通，晚上睡过来、翻过去就是想不通这个问题。」史秀华说，邪教就是在这种情绪下「乘虚而入」，对她的疑问，邪教备有简单直接的答案和易于操作的方法，还承诺「终有回报」。史秀华疯狂投入，成为南京某邪教组织「有名有姓的人」，还把家里十几口人带进邪教。在经历10多年的转化矫正后，她不想强调在此期间经受的内疚、焦虑以及无力感，只是不断念叨，自己这一生，无论是误入歧途，还是重归社会，始终没有停止对「做一个比较好的生命」的向往。

「这一生能幸福点，快乐点。」60岁的史秀华轻轻说着，她的口气已非某种热切的希望，更接近一小声恳求。

（应采访对象要求，李梅、石林、张兰均为化名。实习生丁楠、兰雪滢对此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于《人物》2014年9月号 ▎

《南方周末》与《人物》所载关于爱心家园的内容，在不少细节上，出入很大啊！

这个贴究竟想说什么？？？？

唐老鸭

1、让大家知道有这个场所；
2、让大家知道，就是当下，有些说法与爆料，也不是完全准确和客观的；这也许与当事人或记者的说辞或角度有关；
3、这是好事，但它并非鼻祖；
4、“爱心家园”的起因前身，应该是常州市的阳光工作站；
5、而阳光工作站的问世，则起因于常州市季处长与某人（可能是2004年或2005年）一次在喝茶时的探讨。
6、阳关工作站的运作模式是：工作人员主导下的法轮功人员、群体的（转化或未转化）共同交流；
7、。。。
含义多多。。。。。。大家各自甄别甄辨。

平时放羊

我之前看了这个文章，就很想找到当事人咨询…

唐老鸭

平时放羊 发表于 2014-10-6 23:03
我之前看了这个文章，就很想找到当事人咨询…

或许在下就可以解答你的一些问题。

平时放羊

唐老鸭 发表于 2014-10-6 23:12
或许在下就可以解答你的一些问题。

看到文中说的志愿者李桂莲，现身说法让沉迷者走出，让我产生了想找到这样的人来开导我妈妈的想法。

平时放羊 发表于 2014-10-8 14:37
看到文中说的志愿者李桂莲，现身说法让沉迷者走出，让我产生了想找到这样的人来开导我妈妈的想法。

她就在南京下关（鼓楼区）的爱心家园。

她也是个被别人“拉出来”之后，当下依旧在拉别人的人。

唐老鸭

平时放羊 发表于 2014-10-8 14:37
看到文中说的志愿者李桂莲，现身说法让沉迷者走出，让我产生了想找到这样的人来开导我妈妈的想法。

1、我给您回了站内短信。

2、在这个群体里，能自己独立思考自己走出来的，非常非常少，最多也就是5%以内；绝大多数是得依靠别人拉出来后，再自己走出来的。

3、在国外（含美国）有家庭关爱（帮扶）基金会，他们就是以家庭成员为帮教帮扶主力，再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从事家庭反邪教工作，将沉溺于邪教的家人拉出泥沼泥潭的。

唐老鸭

平时放羊 发表于 2014-10-8 14:37
看到文中说的志愿者李桂莲，现身说法让沉迷者走出，让我产生了想找到这样的人来开导我妈妈的想法。

想问个问题：假设你把李桂莲请去跟你妈妈谈话了，谈着谈着，你妈妈要是不想谈了，或者你妈妈要把李女士撵走了，或者你妈妈赖在哪个房间里不肯出来谈了，你该怎么办呢？

唐老鸭 发表于 2014-9-25 14:07
他们的思路理念经历了五个阶段：  以法代法——以法破法——重点破法——以理破法——破立整合（健康回归）

没有共产党范悦能和你妈……

唐老鸭

游客 发表于 2014-10-10 12:56
没有共产党范悦能和你妈……

“营口人”（ip为113.237.11.67 - 辽宁营口）好像很有投射体会啊！

是不是小时候没过好啊？不然不用这么如此耿耿于怀吧！

老鸭粉丝汤

好久不见了！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