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法轮功”邪教组织核心骨干于长新披露内幕（三）

梓茅

原“法轮功”邪教组织核心骨干于长新披露内幕（三）


悔恨与揭批（三）
——与原“法轮功”邪教组织核心骨干于长新谈话

于长新这样一个受过党50多年教育，在辽沈、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中打过仗，立过功，在历任领导岗位和学术研究方面都有成绩和贡献的老干部，为什么堕落成邪教的核心骨干和人民的罪人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和于长新进行了深入交谈，他沉痛地反思了逐步蜕变的过程。最初，是被祛病健身和所谓的“真、善、忍”，骗进了“法轮功”的门，接着，头脑里残存的迷信思想，在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熏染下膨胀发展，动摇了革命信仰，开始信神、信佛，追求所谓的“圆满”；再是，对职务待遇问题有想法，心理上不平衡，因而对李洪志的所谓赏识和重用有知遇感，甘心为“法轮功”出力，成为李洪志的帮凶。于长新十分痛心地谈到，根本原因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毛病，导致思想改造丢了，人生信仰没了，追求目标歪了，党性原则没了，因而，一步步地从“法轮功”的受骗者、受害者，堕落成为“法轮功”的骗人者和害人者，坠入犯罪深渊。于长新的亲身经历和惨痛教训是一篇生动的反面教材，它告诉我们，任何人如果不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腐朽思想和错误观念就会乘虚而入，必然导致理想信仰动摇，个人主义膨胀，是非颠倒，正邪不分，滑入错误甚至犯罪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问：你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受党的教育这么多年，是怎么迷上“法轮功”的？
于：我一开始为了祛病健身，练了一些其他的气功，后来有人推荐我练“法轮功”，说是这个“法轮功”和其他气功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这样我就是练上了“法轮功”。我练“法轮功”有一个渐进过程，首先就是从不信到相信，再就是从相信到痴迷，最后，由一个痴迷者当了李洪志的帮凶。
我是1992年6月下旬，参加了李洪志在北京办的第一期传功班。10堂课听下来以后，我就觉得李洪志讲的迷信色彩挺浓，讲的“元神不灭”呀、“六道轮回”呀、“业力转化”呀等等，还讲了一些玄乎其玄的、神乎其神的一些东西。什么这个物质空间，另外的空间，讲的很多，也没有怎么听懂，我听了这10堂课下来以后，我就想着不练了，不学了，但是又一想呢，5套功法我也没学会，他讲的神乎其神的东西我也没听懂，就接着又听了几个班，我和我老伴练功以后，身体感到比以前好一些，我就对李洪志讲的这些东西，就是有些相信，思想就动了，实际上呢，“法轮功”有的动作，是李洪志剽窃了传统气功中的一些好的东西，再加上他给练功人暗示，什么良性信息呀，恶性信息呀，人得病都是七分精神三分病，就有一些人就感到练功把身体练好了，现在分析起来，我们都是一年四季、早晚都出去练动功1小时，回来再练静功1到2个小时，任何人他能够每天都能够坚持一项体育锻炼，那么对身体也是有益的。有病不吃药、不打针，病不会真正好的，我在被监视居住的时候，医生给我做了心电图，测了血压，发现我的病不但没有好，还有所加重，又开始吃药，要不然的话，我这是命丢了还不知道怎么丢的呢。所以说，老是去听李洪志的这个歪理邪说，那么就会被他迷惑住了；对练功以后身体出现了一些错觉或者幻觉的现象，如果是不加科学地分析，也容易产生盲从心理的，再一点就是李洪志宣扬的“真、善、忍”。那个时候，我觉得能够按“真、善、忍”修炼的话，那对社会也是有好处的，这种人在我心目中，也认为是个好人，其实呢，他宣传的“真、善、忍”，让练功人为了“圆满”，什么社会呀，法律呀，道德呀，家庭呀，以至亲人呀，统统都不要了，实际上是危害社会的“真残忍”，是最自私的，和共产党人说的那个德呀、善呀，根本不是一会事的。共产党也有自己的政治原则和道德标准，所以他讲这个和共产党人的标准是格格不入的，但是由于他讲的太多呀，我听了10个班呀，听多了就被迷惑了，就分不清真假，辩不明黑白了，也就不再加怀疑了。
再就是从相信到痴迷，李洪志他说自己是高层次下来的佛，大佛，是来“度”人的。人类以后要遇到水灾呀、地震呀、战争呀、瘟疫呀，要出这些灾难的要淘汰一些坏人的。他说你练我这个“法轮功”，我就能保护你，我就能“度”你。我这一听的话，也是个好事，我也就对他这个也就信了。他再宣传说，或者说他是许愿说，他说我这个“法轮功”你只要真心修，我保证你在这一世当中修成，修成“圆满”，最多10年，他这么一说的话，我就定到这上来了，准备10年修成，修成“圆满”，“白日飞升”。我还相信他讲的，就是那个他能帮助消很大的“业”，他说现在的人都是“业”滚“业”滚到这一步来的。每一个人都带有很大的“业力”，你有病，你遭灾，你遇到什么不幸的事，都是“业力”造成的。我的功高，我能帮助你消除很多很多的“业力”，但是还得给你留一点，你自己消。他说这个“业力”就是黑色物质，他还能把这黑色物质演化成白色物质，就是说那个“德”，这种白色物质能够演化成“功”，他说这个事你就甭管，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帮着你做。以后你可以修成这个“功”，就在你那个头顶上，修的很高很高的。如果这个功柱超过银河系以外，那你就坐着功柱上去了，你就“圆满”了，修成了。我听到这个呢，好像是我更有信心了，10年时间也不是太长，我自己觉得我是个好人，能够做得到的，所以我这就痴迷在这里面来了。
最后呢，就是从一个痴迷者到（成）了李洪志的帮凶。我帮助李洪志出了18种图书，还有4套音像制品，这些东西流传全国，影响很坏。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几乎都有辅导站和练功点。那么这些人，把他拉进来练这个“法轮功”，跟着上当受骗，这是我起到了李洪志起不到的作用，所以就造成了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再就是李洪志授意我叫我主持编写《修炼故事》，我也就找了三四个人，编了两本《修炼故事》。这个《修炼故事》起了非常恶劣的作用，通篇都是神化李洪志、吹捧“法轮功”，很多的人都看了这个故事来练“法轮功”的。所以就说他们的上当受骗，以至造成的严重后果，还死了一些人，还有一些人家破人亡啊，妻离子散的，家庭悲剧的，这个故事起了很坏的作用。那么这方面，我又是帮着李洪志干了坏事，成了他的帮凶。所以说，李洪志打着传气功的幌子，用所谓的“真、善、忍”和“最后圆满”，来麻痹人、毒害人、控制人，使得练功人乖乖地跟他走。我一开始是“法轮功”的受骗者、受害者，然后就是一步步地成了“法轮功”组织的骗人者、害人者。我的经历表明，邪教诱惑力大、毒性大，就像鸦片一样，千万沾不得，一沾上就会沉迷当中，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
问：上面你谈了你是怎么迷上“法轮功”的，怎么越陷越深的，现在分析一下，你为什么会迷上“法轮功”，在这里面主要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于：我在这个“法轮功”邪教组织的7年当中，由一个革命者，一点一点地、一步一步地演变成“法轮功”的忠实信徒和核心骨干，对人民犯下了罪行，我的教训是很惨痛的。我深思了一下，关键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毛病，这是最根本的教训。具体地说，主要教训有4条：
第一条教训，就是把思想改造了。我离休前，长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那个时候，我对政治学习抓的还是挺紧的，每天要是不看报啊，不听新闻呢，就感到心里缺点什么。在政治敏锐性这方面，我觉得当时还是可以的。记得在1989年春夏之交那场政治风波当中，我就给我儿女说过，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在这个风波中要站稳政治立场，不要参与闹事，他们当时也都听了我的话，也没出事，我也感到很欣慰的，我从岗位上退下来以后，我松了一口气，认为革命到头了，奋斗终生了，今后就是如何把有病的身体调理好。因此就是对马列主义学习就放松了，政治书籍我也不看了，发给我的政治书籍，我连翻都不翻，就放到书柜里去了，参加一些政治学习，我也是人在心不在，应付差事，感到就是学了也没有用了。自己也不看报纸，也不听新闻广播，对国家的大事漠不关心，整天就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转法轮》”，所以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越来越放松，头脑越来越空虚。这种情况导致的必然结果，就必然要丧失了一个老党员、老干部，在思想政治上的最起码的辨别能力和抵制能力。我在位的时候吧，可以说，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我都是圆满地、高质量完成。所以就是经常得到领导机关的赞扬，也给过奖励。但是呢，当我看到别人职务变动的时候，我心里也是一动，就感到别人又进步了，我还是在原地没动。譬如如说，我有的职务在副职一干就是16年，在正职位置一干就是8年，在这24年多的时间里，从副职到正职，只动了着一级。想起这个事来呢，就是心里有些不平衡的感觉。离休以前吧，我还准备组织几个人要写两本理论方面的书，填补一下空白。后来叫我退下来，离休。我当时心里想，既然你们领导不认为这是个损失，那我何必去出这个力呢。既离则休，反正心情也不怎么舒畅。所以这两本书也就不写了，公家的资料我都全部移交了，我个人积攒的一些资料呢，后来我也就把他烧了。练上“法轮功”以后，我就认识了李洪志，也就是他所谓的对我的赏识和重用，我就感到心里有一种知遇感。所以他叫我整理书稿，也正合我意，赶就干呗，我就是跑前跑后地就跟他干，掉入这个泥坑越陷越深的，发展到最后，与党离心离德了。我现在认识到，丢了思想改造这一条，就没有精神支柱了，年轻人那就会迷失方向走错路，像我这样的六七十岁的人也会栽大跟头的。就是从岗位上退下来，仍然有一个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问题，光主观上想不犯错误，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今天虽然我认识到了这一步，可是已经是晚了，我也后悔莫及。
第二条教训，就是人生信仰变了。我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可以说50多年，唯物主义的东西，共产主义的信仰，在我思想里，我认为还是有点基础的。可是呢，我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头脑里还残留有封建迷信的思想。当李洪志一宣扬他的那些歪理邪说的时候，我也就相信了“原神不灭”、“六道轮回”、“业力转化”、“圆满飞升”他这些谬论。我记得小时侯在家里，每逢过年的时候，年三十晚上都跟着大人打着灯笼出去迎接祖宗灵魂回家过年。所以李洪志那么一煽动，就把我脑子里残留的那些封建思想，又勾引了起来，又翻腾了出来，我也就相信了人死了有灵魂存在，而且灵魂还能够一世一世的转世，这我就相信了。李洪志说他转世过李世民呀，转世过康熙呀，还转世过岳飞、张三丰、扬延昭等等，我不认为他是骗人，还认为可能是真的，我还挺羡慕他的，就觉得这个李洪志还尽当大官，而且还都是帝王将相 之类的大官，对他也挺崇拜。李洪志说，当大官的人，并不是根据他的能力大小决定的，而是根据他的“业力”大小决定的。我也从他的这套谬论当中，似乎是找到了一个答案，就是说虽然我在练“法轮功”之前没干过坏事，但我从35岁到60岁，一直在一个职位上干，我就想到我这是“业力”大造成的结果。我相信是我前世带的很大的“业力”转化到我这来了，（因而）我没当成大官。所以我就在“法轮功”里拼命地多做事，认为这是做好事，可以消除“业力”，至少说可以减少“业力”，我即使修不成，当我转世下一世的时候，会带的“业力”小。所以，我这是由于人生观、世界观的改变，得出这么一个荒唐的结论。实际上我这是相信命运决定一切，没当上大官吧，是因为我的命运不佳，我实际上这又陷进了唯心主义宿命论里去了，还自以为是找到了精神解脱。我女儿给我送来了一张质量很高的玉席，我和老伴商量就送给李洪志，认为他是神，他过去转世过皇帝，他才配用、使用这个。就这样呢，我的信仰呢就逐渐地变了，变成了信佛、信神，信李洪志，而不信马列主义，不信唯物论了。
第三条教训，就是追求目标歪了。我小的时候家里很穷苦，也要过饭，是党把我这个穷苦人解放了出来。我参加革命以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参加过平津战役和抗美援朝，可以说是从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后来就长期在基层和机关工作，调到学院以后，负责重要领域的学术研究工作，也做了一点有益的工作，立过功，受过奖。回顾这段经历，我想我那个时候，追求目标定的还是比较准确的，一心想多为党做点工作，要事业有成，不虚度人生，我自从迷上了“法轮功”以后，我感到我整个人都变了，就是把追求的目标也完全定歪了，我的劲也完全使歪了。李洪志说，修炼的目的就是“最后圆满”，这是练功人奋斗目标，不然的话，你照样在这物质空间里“六道轮回”，修到“圆满”了，就不用转世了，也就成佛、成神，不然的话，那就是仍然在这个物质空间当中，要转世成物质，转世成动物，转世成植物，修的好一点的可能转世成人。那个时候，我非常相信他这一套，把个人追求上层次，求“圆满”，作为自己的唯一精神支柱，最高的奋斗目标。所以就是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就是学法、修行、练功，总想呢，有一天能够“白日飞生”，跟李洪志到“法轮”世界去，我老伴也对我说，我们好好修炼，要精进，将来我们一块儿飞走。我说，那可不一定，谁先修成了，谁先飞走，李洪志要我整理他讲课的录音稿，准备出书，我就全力以赴，去给他做这些事。也不管李洪志讲的是对的还是错的，也不管他讲的是真科学还是伪科学，也不去管他讲的对社会有利还是有害，我都全然不顾，统统地就把它给整理出来了。当时也不管我年老、有病，行动不便，我就风里来雨里去地，大雪天也往外跑，给他找出版社。因为我行动不便吧，北京找不到出版社，我就委托人到外地去找出版社。所以呢，我就是整个地把这个精力和这个劲儿呀，都使在“法轮功”里面去了，把“法轮功”的事情当作一种事业来干，这就离我当时参加革命也好、入党宣誓也好，定的那个目标，譬如说国家的富强呀，社会进步呀，科技发展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这些统统地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四条教训，就是党性原则没有了。我学过一点法律，对国家的法律法规，我也知道一些，党纪党规我也比较清楚。但在陷入“法轮功”这个泥潭以后，混淆了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的根本界限，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和政治立场。这就使得我明明是在宣传歪理邪说，却认为是传播做人的道理；明明是在帮助李洪志害人，却认为是做好事；明明是在扰乱人心、破坏社会秩序，却认为是利于社会风气好转。在“法轮大法”和党纪国法相对立、相抵触的时候，我是宁要“法轮大法”，不要党纪国法，甚至是知法犯法，以身试法。在1997年的#月，中央统战部正式批复不同意成立“法轮佛学会”，并且明确指出，要警惕“法轮功”发展成邪教。学院领导向我传达了这个批复，我还是把它当作耳旁风，我行我素。在“法轮功”练习者围攻新闻媒体，我当时感到心里有一种矛盾状态，知道这是违法，但又一想呢，这样地任由媒体批评“法轮功”，这不把“法轮功”给批倒了吗？所以就是我不但支持了围攻媒体，还出了一些歪点子。这个时候的我连一个守法的公民都不如了。在“4·25”以后，领导多次找我谈话，严肃指出我的错误，当时我不但不认识错误，态度还非常顽固。在这一气之下，我还写了退党报告，我这是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都没有了，可悲到了这种程度。这一个举动，非常愚蠢的，我认为是在我的一生当中，是最大的遗憾，永世不忘。那个时候，我都是听李洪志的话，没有听党的话，我过去在位的时候，或者在练“法轮功”之前，都是听党的话，党叫我干啥我干啥。痴迷到“法轮功”里边时，李洪志叫我干啥我干啥，死心塌地去为李洪志去拼命，去服务。所以最后导致我这个犯罪，这是完全咎由自取的。
中央提出来对“法轮功”练习者“团结、教育、挽救”的政策，组织上不嫌弃我是个罪人，为了真正把我从邪教里拽出来，主要领导多次地亲自找我谈话，说的话句句在理，使我真正认识了李洪志的真正面目。另外呢，对我的生活呀、身体呀，也都是很照顾，经常还给我检查身体。监狱的领导每周都来看望我，问寒问暖的。各级领导机关和监狱的领导，真诚帮助，以情感化，不歧视，不虐待，这就促使我下定决心，与这个邪教组织一刀两断，回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我要在我残生之年里，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用我亲身的经历和惨痛的教训，是更多的人摆脱这个祸国殃民的“法轮功”，让大家引以为戒，避免再受邪教的侵害和毒害。我要尽量多做一些补救工作，以赎罪孽。
                                                 2001年4月29日

悲智

在1997年的#月，中央统战部正式批复不同意成立“法轮佛学会”，并且明确指出，要警惕“法轮功”发展成邪教。学院领导向我传达了这个批复，我还是把它当作耳旁风，我行我素。——于长新

谁说取缔前没有人觉得“法轮功”有问题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