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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我们被李洪志蒙蔽了！

谈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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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理出版了李洪志的第一本“法轮功”书籍；
　　他亲自操办了李洪志在海外各辅导站的组建及大法研究会的注册；
　　1995年李洪志出国后，他更是“法轮大法研究会”在中国境内的直接负责人。
　　他，就是李昌。一个李洪志曾经的亲信、法轮功组织的骨干；一个曾为李洪志、为法轮功尽忠效力几近痴狂的人；一个曾想把余生都贡献给法轮功的人。
　　为了法轮功，这个南开大学理工科的毕业生、在1999年7月20日被监视居住时已有39年零20天党龄的老党员，不惜提前两年从公安部退休。此前，李昌是正处级国家干部。
　　为了法轮功，李昌直接策划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4.25法轮功练习者围攻中南海事件，以及此前的围攻北京电视台事件……
　　2006年9月，已是67岁的李昌在狱中回首那段历史时，平和，理性。他说，“我得承担责任！”


我们被李洪志蒙蔽了！
　　如果不是穿着狱服，李昌就如隔壁家看护着孙子的老爷爷，但气色与气质更好些。去年的时候，因为血压不稳定，李昌还会头晕。今年没有。因为有点老年性的初期白内障，李昌有时会用力地挤眼睛。“身体还行。”李昌笑着说，“今年比去年好。”

　　李昌比较注重健康。他也是因为健康原因与李洪志、法轮功走到一起的。

　　1991年，李昌支援海南建省回到北京后，身体不太好。50多岁的李昌开始练起了气功。“各种运动我又不大有兴趣。气功很神秘，”他说，“我总觉得要比吃药好！” 1992年，李昌参加了李洪志在北京举行的第一期法轮功培训班。此后，李昌放弃了其他气功，专修法轮功。“我听得很认真，”李昌说，“又拿一个砖头的录音机，还有笔记本。”李昌的“好学”与“认真”给李洪志留下了印象。

　　李昌因为自己的身份很快得到李洪志的重用。起初，李昌只是协助李洪志在北京的大弟子李晶锋为法轮功做事。那时，李晶锋是北京的“头”。“后来，李洪志跟李晶锋和李晶锋的弟弟李晶超搞僵了，他要找北京的本地人当弟子。再一个话呢，我这个的身份，也可能各地公安办关系有点方便。”李昌说。于是，李昌“主动就把这个（北京）辅导站给组织起来了，北京是第一个辅导站。”

　　李昌帮李洪志出了第一本书。“每个比较知名的气功师都有一本本功法的专著，从功法到功理到动作的图形。”李昌说，“这时呢，李（洪志）没有书，就有一本小册子，那么我们就说在北京有条件帮你出版。”此后，李昌“把学习班的录象带我放一段记一段，再重复修改，在北戴河休假的时候，我就把它整理出一份，给李寄去了，……就成了第一本的《中国法轮功》。”

　　李昌坦言自己有点迷信。李昌认为，法轮功讲的“真善忍”与我国提倡的“真善美”接近，他接受。而对法轮功宣扬的封建迷信他也能够兼容。“你说神和道呀然后就怎么地了就升天了，我也能信一点，但也不全信，因为我毕竟是学物理出身的。”李昌说，“要说我纯迷信，我不太能接受，要说有点迷信思想，有点信天命的思想，我还能接受。”

　　李昌还坦言，自己对李洪志对法轮功不敢怀疑。“因为那时我们只要出来一个气功师，他就是高人，经过修炼的。他讲的事情存在与不存在、可能与不可能，我们不是那个层次的人。”李昌说。“所以，李洪志这么肯定的说法，肯定有深刻的认识，算是一种迷信的历史状况吧。那个时候，所有练气功的人呢，不光是那个时候，练气功练任何一个门派，他都首先要教你，你想不通的，你可以放一放，你不要你边怀疑边练。”

　　“唉！”李昌叹了口气，“信则灵。不信，你边练，边疑惑，那你能练好吗？所以，大概不光是李洪志，任何一个气功师在传功法的时候都会说：你就这么办，听我怎么怎么的，都是这个说法。”

　　事实上，法轮功所谓成仙成佛的事也是后来逐渐加上去的。“我从开始练的时候，第一期学习班没有神、佛之类的，只是从功法来讲。还没有直接说把练功的人练成神了。”李昌说，“基本上是在95年或者96年以后，才把法轮功改叫成‘法轮大法’。叫法轮功的时候呢，就是中国气功门派的一种，叫大法的时候就不同于各种气功了，而是修佛的一种大法，就是95年96年，四年以前还没有这样的语言。”

　　李昌说，“法轮功”之所以后来改称为“法轮大法”，是因为“每个功法都有它的依托”。“李洪志和其他的人也有一些说法。田瑞生的功法是什么功法呢？是黄鼠狼的附体，给他的能量，所以他定出几点注意事项，别在晚上黑地儿练，要在亮地儿练，怎么怎么的，这都是黄鼠狼忌讳的东西……”

　　但是，李昌当年对法轮功里的那些人也有看法。“法轮功的一些人的话呢，反正一些什么事情呀，什么刮什么风呀，马上天要变了，我分析来就觉得这个人神经有问题！”

　　1999年，李昌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我很想不开！”李昌说。

　　“从我个人一辈子的行为，包括我做法轮功，忙忙碌碌呀，家庭呀，就我们这些负责人春节只是初一在家，其他时间都是大家在商量开会练功各种事情，来商量传法这件事情，当作公益事情去做，所以我很不能接受！”李昌说，“我对法轮功很信任，也很有感情，我想后半生就这么投入这项事业了。”

　　但是，作为一个老党员，再看过《李洪志其人其事》电视片，并了解到其他一些情况后，“虽然心里有些不好受，但也得服从中央决定，这是大的政治形势。”李昌说，“这时我就表态，我服从中央决定，跟法轮功决裂，以后不再练了。”此后，李昌将整个法轮功从办班到传播到4.25的全过程，“从头缕过一遍”，配合专案组的调查。

　　《李洪志其人其事》及4.25后李洪志的所作所为让李昌很受“伤害”。

　　“象《李洪志其人其事》的事，比如说身份证。”李昌说，“那个身份证的事，我还专门和几个人到过气功科研会，跟他们解释。就让李洪志把新的身份证拿来，这身份证是搞错的了，因为李洪志这么跟我说，我也这么做解释。

　　“原来跟我们说是他（李洪志）参军的时候把生日搞错了。那我们（想）这个错的事情哪里都可能发生有的。所以就这么去把他的话再给群众去解释。”李昌说，“这个事情本身呢就是说，本身它是谎言，我们去给谎言辩护，完了我们还给人家做官方解释，这种事件本身也是一种受蒙蔽的形式。”

　　“4月22他（李洪志）回来的，4月23号我们见面的。我们见面的时候呢就整个说起天津和天安门的这些事情和这一些个安排。”李昌说，他原来一直认为他为法轮功所做的事情“是光明磊落”的，“在那时我们怎么做，在哪里都是公开的。”李昌说，“所以在专案组和监视居住期间，我说你们跟我谈什么问题，我可以有观点和错误的看法，但是我讲的事实不会有一件是错误的，我不会隐瞒包含任何一件事情，也不会夸大，缩小哪些事情，我的行为和思维都是非常公开的，我怕的是人家不知道，我希望能更多的人真实地知道我。”也正因为李昌这样一种思想，后来李洪志在境外否认4.25前后回国策划围攻中南海行动的言论直接“刺醒”了他。

　　“所以来讲呢，悉尼呀还是在哪，我忘记了，反正就在澳大利亚讲法，就最后这一站，我一下说不出来了。（外国记者）就说北京的4.25你知道不知道你去过没去过？然后他（李洪志）说我不知道，没去过。因为你最起码的常识，你出境有个出境卡，入境有个入境卡，哪个国家都这样，你跑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那个单子在那呢。”李昌气愤地说，“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谎，你有什么必要说谎呢？来了就是来了，有什么意见有什么想法说什么想法，对与错呀，你都可以做出表达。”

　　这时的李昌有些伤感。“过去我对他（李洪志）很尊敬很尊敬，在那个时候我就产生了很大心理——从来没感觉这样……”

　　“（他）说我太政治化，”李昌说，“除此以外的话，（我们）没有更多的冲突。”李昌知道，“几乎所有的气功师跟那些学员弟子们弄翻，都是为挣钱，为分钱。李洪志这里就没有这些，”是因为“专门有一个人给他理财，管账。”“他办班的钱那，都归专人管理，到最后都落在他一个人上面。”

　　“象王志文我们都是没有钱的人，也是挣工薪的，我算起来也得有万八千的搭进去。你象纪烈武我估计恐怕得一万以上，至少得五万以上，你象姚洁，都得搭上好多钱。因为他们做公司，收入比较大。另外有的来讲我可以签单报销。”李昌说，“我这个政府官员不行，我到哪报销去？我只能自己报销!”


法轮功政治化是一大悲哀

　　李昌从来都不讳言自己在4.25时是主角。李昌说，4.25的早晨，他还专门坐车到中南海转了一圈。当看到人越来越多，“根本谁也无法控制这个形势”时，公安出身的他害怕了，并断定自己肯定会受到处罚。

　　18年的刑期是漫长的。李昌在平静中已经渡过了7年。“你有错嘛，按照国家法律，有问题嘛。”李昌说，“我得承担责任！”

　　李昌很明白法轮功是不能参与政治的。在当年负责海外各辅导站组建及研究会的注册时，李昌亲自起草协会章程。那些地方或国家的法律有规定，“法轮功不能介入政治。”李昌说，“在审核他们章程的时候，要突出在这点上！”所以，在得知李洪志、法轮功今天的所作所为时，李昌表示，超出他的想象！

　　面对李洪志在海外所扬言的，法轮功大量学员在大陆遭到迫害、虐待、活体器官移植及至死的谣言，李昌非常冷静地谈出了自己的看法。

　　李昌先从自己的状况说起。“我进来以后接触的环境一直都比较平和，也比较理性，另外我这个年岁状况也都比较很关照。所以我个人本身没有受到过任何方面的虐待，应该说没受到过任何方面的虐待。”

　　李昌又从自己在公安部工作的经验上，分析了李洪志、法轮功所传的谣言。

　　“因为这牵涉到全国这么大一个范围的一个运动，而且执行这个工作的包括刚参加工作的干警，真正在第一线的不会有那么多的老人，出一些事情都在所难免的。这是从我历史的经验来说。”李昌说，正象交通一样，“交通不能不走，但是事故都可能发生。但是绝不会说发生事故是主流。这不可能。我是这么看的。”

　　法轮功最近制造了一个谣言，说在辽宁沈阳市的苏家屯区有个“集中营”，提起这个谣言，李昌更感觉到法轮功的政治化。“那天我们指导员也给我讲这个事情，苏家屯，押着六千法轮功，什么把人体活体拿出去被卖了，……我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李昌断言道，“这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呢，假如说有些个残暴的个案发生，这绝对是个人违法行为，不可能跟国家的政策法律（有关）！”李昌有些激动，“不可能是那样的！永远不可能是这样！即便是这个文化革命的那个状况，这中央也不可能出这种事！”

　　“因为一政治化了以后，这个事情，我就很讨厌！”李昌有些失望又有些厌恶地说。

　　“因为在法轮功的传播过程中，我不讲了吗，这些国家(法轮功在海外传播地)的负责人一定要脱开各种政治。因为像台湾有一个回归祖国和统一的问题，你跟（台湾）当局又要服从他，但是你无论如何不能有损伤大陆政策和共产党的问题，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话，你要服从人家的国家法律，但是你也不能因为服从他而诋毁了我们中国的法律！”李昌气愤道，“那个时候我一直把法轮功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气功文化向外传播，这样的把握。所以走向政治化这一点是一个很大的悲哀，这是我没有想到的！”

      李昌反复道：“所以这个事情本身呀超出我的想象！很超出我的想象！”


国家处理法轮功的理性出乎我的意料   　

　　李昌在等待处罚时最担忧的，是怕家人因为自己受到牵连。

　　但是，以后事情的发展让李昌很意外。“我一直表达过，”李昌说，“在中国的历次运动中，从51年、53年、57年一直到文革的运动，象法轮功这个问题上，这样的平静，政策的把握上这样的理性，很出乎我的意料！”

　　“过去的事情已经不可以修改了，我就想呢，在以后呢，我个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了，就是尽量对家人的牵涉不要造成太多的株连。”李昌说，“我这个人比较重感情，比较重感情。”

　　为了“保护”家人，李昌当时就与老伴约定，尽量避免同亲人们的任何接触。“所以这么多年，我也不给他们通信，也不给他们打电话。让我写信，我也不写，让我老伴给转达几句话，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呢，心里头在想，我这个人比较重感情。”李昌慢慢地说道。

　　“我这一家人都比较孝顺。我老大，下面还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李昌说道，“然后我自己呢，我孙子我进来时一岁四个月，现在已经八岁了。三年级了，一米42，个子高！”谈到孙子时，李昌笑了。他说，“将来回家种种花养养草再逗逗孙子。”

　　李昌的孙子已经8岁了，目前还有11年的铁窗生涯，面对出狱时已经19岁的孙子，还怎能用“逗”这个字呢？而在入狱前孙子还只有一岁四个月时，自己又在做什么呢？每年为了法轮功只有大年初一在家，而那时正是逗孙子的黄金时节啊……

　　李昌说，他那时最担心的，是同在公安部工作的老伴。

　　“我的事情出来以后，公安部一传达，马上支部书记得开会。开完会后，再传达，李昌怎么怎么的，李昌怎么怎么的。”李昌说道，“我老伴支部书记，你说这玩意李昌怎么怎么的，我在听了之后再说我自己也不方便，这将来怎么办呢？（老伴）到单位说，我辞去支部书记吧，不方便。人家说李昌是李昌的问题，你做你的支部书记，你跟他没关系。所以那年呢，我老伴还评了先进工作者！”

　　李昌说老伴每月都来看他，上个星期还刚来过。“到现在她一直被返聘，帮一些年轻人，帮他们，还有一些他们不知道（我的事情）的。都很高兴。”李昌放心地说，“年轻人喜欢她，她的心情也很好。”

　　最让李昌意外的，是自己的小弟。“我在监视居住的期间呢，公安部党委转来一个我小弟——我小弟那时是牙克石市党委秘书长——发了一个传真给公安部党委，让他转我。我小弟给我讲了很多，结果我以为（他）将来会受大的影响。”李昌说，“结果不但没有受影响，两年以后又晋升为市委副书记了！”

　　李昌又说起了儿子。“儿子在这边有点压抑。”李昌有点愧疚地说，小儿子和媳妇都在上海，“原来大儿子自己做公司，后来不做了，给人打工去了，现在在清华同方。”虽然如此，李昌还是很骄傲地加上一句，“他清华毕业的。”

      “都没影响！”李昌又加了一句。

（本站稍后将播放与李昌谈话的录像。）

来源:凯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