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神秘信仰的功能及其两面性
一、 “信”是如何产生的？
神秘信仰是对所谓神秘超自然现象的信奉，本质上是对这些现象的神学解释或超自然力解释的认同与信奉。
但人们为什么会信奉难以证实的神秘现象和神学解释呢？“信”是如何产生的？
这简单的一问包含了许多因素和过程，可以从多个角度来分析。
如我们前面所论述，“信则灵”本身是一句地地道道的大实话，道出了一个真实的秘密和规律。信与灵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无论是 “身体的信则灵效应”，还是“事件的信则灵效应”，信就是灵验的条件和前提。
让我们来看看“信”到底是什么：
从“信”的字意上来看，是相信、信奉、信服、信仰、不怀疑，认为可靠。
从“信”的对象上来看，可以是任何物质的、精神的东西。包括信神信菩萨、信某个人、信某种观念思想、信某种知识体系、信某些被赋予神性的物体，如一块石头、一碗水、一把香灰、一棵古树、一座破庙、一颗水晶、星辰日月、风雨雷电、土地动物……可以说，几乎人类社会的所有事物，以及一些被人们想象和制造出来的事物，都曾经被信奉过，或正在被信奉着。多神论和万物有灵的思想就是其表现。
“信”必定有一个过程。作为过程的“信”，是与人的感觉、知觉、思维、想象、记忆等认识过程相联系的；信的过程，也会与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过程相联系，还与人的动机、意向、决心、坚持性等意志过程有关系。
“信”一旦产生之后，最终表现为一种综合的心理状态。作为心理状态的“信”，包含了人的情感、意志和认知。
“信”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理解“信”是怎么产生的，人们如何会信的，才可能更清楚“信”到底是什么，进而更好地认识“信与灵验”的关系，理解宗教及各种精神心灵现象。
首先，我们将“信” 的产生放在宏观历史的框架和人类境遇的大背景中去考察。
早期的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与我们今天的人类一样，一是来自于生活的实践、生产的实践，来自于经验的积累，观察的总结；二是来自于想象、猜测与推断。所不同的是，今天的人类，不仅继续在实践中总结、在观察中积累，还有了直指认识目标的人为控制条件的实验手段和方法。实验可以帮助我们更精确、更深入、也可能更完整地去认识某些事物，包括认识人的精神现象。
同样，今天的人类，对未知事物的认识，也有想象、猜测与推断，或者用科学术语来讲，叫做“假说”。古人的假说，有的是建立在已知事实基础上的猜测与推断，也有凭空想象和臆测。现代人类的假说，也是既有建立在已知事实和已知规律基础上的，特别是科学的假说，同时也有对未知事物的玄学猜想、凭空臆测。即便是科学已经非常了解、有了定论的事物，由于普及程度不够，仍有相当多的人会去相信另类的解释和假说。
“信”的产生过程，必定与人们生产生活中的认识过程相联系。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人们不断观察和积累着经验，一次又一次地检验着自己对自然现象和生命现象的认识，当这种认识被一次又一次证实的时候，“信”就产生了。例如在一年四季的播种收获中，人们对季节周期、对植物、土壤、温度、雨水、阳光之间的关系有了认识，建立起了对这种关系的稳定的看法，形成了一种知识，并经过实践的检验而信任这种知识。这种“信”是建立在对经验和事实总结概括的基础上的。
另一种“信”的产生就较为复杂了。如果说，上面的“信”是经过观察之后的猜想、推测，再经过实践或实验的检验、有可靠的证据证实而确立起来，那么另一种“信”，则是只有猜想、推测，缺乏可靠的证据和实践实验的检验。比如一些被称为玄学的思想观念或事物。但我们认为，这种“信”的产生也不是无缘无故的，也有它的原因，它的理由，它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作用。
以神的观念产生为例。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自然界和人类生命有着太多的不可知、不可控的现象，从日月星辰、到风雨雷电，从怀孕出生、到疾病死亡，……
任何超出理解能力、不可思议的现象，对于人类来说，都是神秘的；任何不可思议、不可掌控的现象和力量，对于人类来说，也是可怕恐怖的。因此，从心理上说，从把握自己的生存环境来说，人类都需要对于任何现象的理解和解释，人有认知的需求，这个需求来自于人要消除无力感、无助感，增加生存的幸福感。任何的不可知、不可控，都是人的无力感、无助感的来源。而早期人类的生存境遇是极为脆弱的，在自然力与人力的对比中，他们几乎只能听天由命，几乎没有抗争能力，任何一点天灾人祸都可能使他们陷于灭顶之灾。自然的力量、生命的力量，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神秘的事物，也都使他们陷入深深的无力、无助境地。
那么，他们如何解释自然现象、生命现象？在知识很有限、科技不发达、思维很狭隘、能力很不足的古代，最有可能的理解就是将所有神秘现象背后都赋予一种看不见的力量、超自然的力量，给这种力量命名为“神”、“灵”、“仙”、“主”、“王”、“帝”……等等。于是，多神的观念（每种事物都是有内在的神灵主宰，如日神、月神、风神、雨神、土地神、生殖神、动物神……）和一神的观念（一个掌控天下一切事物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力量，或将其人格化为某神、某仙、某帝）。
神实际上是一个代名词，它代表着一切不可知事物背后的力量。有了“神”这样的观念，就对所有不可知不可控现象提供了一种解释。有了这个解释，一切都变得可以理解了，不可知变为了可理解，变成了已知，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的认知需求、精神需求，消除了由于无知而带来的种种恐惧感、不确定感。尽管这样的解释并不具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实，但对于古人来说，这是最能涵盖一切，也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因此，神的观念也就自然被接受、被承认，被确立起来了。
这个观念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人们产生“信”的过程。所以，早期人类的有神信仰，成为各民族的普遍的社会现象。
然而，有神信仰的确立，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如果神通广大的神是与人对立的，人就更是苦难无尽、灾难无边了。更何况，人间本身就充满着矛盾冲突，为了生存而血腥争斗。人类需要一种强大到可以主宰一切、又必须是公正慈悲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才是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才能消除人们的无力感和无助感。因此，人们不断将最理想的特性赋予给神，发展到后来，神性既具有超乎一切的力量，又具备无与伦比的公正，成为人类理想的化身。（魔也具有超自然力，却没有公正与仁慈。）神的观念中，寄托了人类最美好的理想与追求。
如果说，人需要理解一切事物、消除不可知的无力感，人需要改善自己的处境，消除不可控的无助感，然而在古代，除了神的观念，没有可供替代的理解解释，除了神的力量和公正，也没有其它事物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精神需要。
可以说，正是因为“神”有如此巨大的意义和不可替代性， “神”就这样应运而生了。一旦应运而生，一旦确立起来，人们信仰、信奉和服从一个威力无边又公正无比的神，也就成为必然的逻辑和必然的选择。
我们以古代“神”的观念的确立为例，探讨了“信”产生的过程。其实，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信”所以会产生出来，包括信玄奥的神秘的事物或观念，它必定是满足了人们的某些需要。只不过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事物范围，比起古代大大缩小了。日月星辰过去几乎是各个民族崇拜的神灵，并流传下来众多生动的神话故事。同样，风婆、雷公、雨神、……是中国文化也是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神灵。天文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揭开了披在日月星辰上的神秘面纱；气象气候学及相关学科的发展，揭开了风雨雷电的秘密，人工降雨等方法的实施，标志着在这一领域，人类已替代了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成为了呼风唤雨的风神雨神。同样，人的生育秘密早已揭开，过去生命的诞生是奇妙神秘的现象，是上帝之手在操控。如今，人工受孕、试管婴儿等技术标志着人类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认识程度。一旦这些自然现象、生命现象成为可知的、可控的，它的神秘也就不复存在了，它背后那看不见的力量也就消失了。
然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仍然存在着与古人同样的问题，例如，同样有许多未知未明现象在目前的科学能力之外；同样对生命的生老病死充满着困惑与疑虑；同样对命运的坎坷不定存在着无助感和无力感。……它们也同样为“信”的产生提供了前提和条件。
这是从人类历史的宏观框架和人类所处的境遇上，探讨了“信”是如何产生的。下面转换视角，更具体地切入“信”的产生问题。首先以前面论及的典型事件为例来分析：
▲ “信”与认知
在“望梅止渴”一例中，当曹操告诉士兵前方有梅子林，又酸又甜，可以解渴时，士兵都相信了曹操的话，鼓起士气向前赶路了。士兵对曹操的信是如何产生的？这种信一般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曹操在平时带兵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威信、威望；二是来自于常识性判断，认为军官不会无中生有地对这么多士兵说谎。
从中可以看到，“信”的产生过程，是一种对人对事物的认识判断过程，在这个事例中，士兵的认识判断过程或者是从平时的接触中积累起来的认识，或者是依靠常识的推断，通过这样的思维过程，产生了“相信”、“信任”的结果。
▲ “信”与错觉
在“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事件中，“信”的产生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但同样也是一个认识判断的过程。只不过错误的感觉导致了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相信。回看这一事件，前秦皇帝苻坚所以会将八公山上的草木当作晋军的士兵在运动，是有一系列的铺垫为背景的。当时秦军号称90万兵马攻伐东晋，东晋只有8万精兵迎战。如此巨大的差距，使他在心理上就盲目自大，认为晋兵不堪一击，自己必胜无疑。谁知在洛涧遭到晋军的偷袭而大败，晋兵乘胜向寿阳进军。 得知此情，他大惊失色，完全出乎意料，在这样的军事背景和心理状态下，他登上寿阳城头，亲自观察淝水对岸晋军动静。当时正是隆冬时节，又是阴天，远远望去，淝水上空灰蒙蒙的一片。看过去那里桅杆林立，战船密布，晋兵持刀执戟，阵容整齐，又一次给了他心理震慑。 接着又向北望去。那里八公山上有八座连绵起伏的峰峦，地势非常险要。晋兵的大本营便驻扎在八公山下。随着西北风呼啸而过，山上草木晃动，苻坚感觉就像无数士兵在运动，顿时面如土色，惊恐不已。虽然这种感觉是错觉，但他却信以为真了。在前面兵败等各种因素的铺垫影响下，错误的感觉和判断导致“草木皆兵”这个错误的“信”产生了。
▲ “信”与暗示
在身体变化的事例中，有的相信自己会很快死去，有的坚信自己可以得救，这其中的“信”，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比如身处一个特定的环境（冷藏车、死囚室），这个环境提供的信息（也是暗示），容易使人以为自己处在一个生存绝境中，但如果心态冷静理智，就可能感觉和接收到更多的客观信息，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加工认知，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产生另一种“信”。
再比如对癌症的片面理解，误以为只要得了这种病就必死无疑，如果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那些并未到晚期的病人，就会有更大的心理空间和信心去战胜疾病。
在疫苗事件中，受到其他学生不适表现的信息暗示，家长和医务人员作为有影响力的人员，更起到了促使孩子接受不良暗示的作用。孩子相信疫苗有问题，打针会不适的“信”，是在其他学生、家长及医务人员的共同影响下产生的认知判断。如果当时有心理学背景的专业人员在场指导，就可能预防或及时阻止群体性癔病的漫延，就不容易产生那些不正确的“信”。
以上这些事件中，或者是接收了错误的信息，或者是不了解完整的信息，或者是受到错误暗示的引导，这些信息经过人的感觉、知觉以及思维和想象的加工，最终导致了不正确的“信”的产生。
▲ “信”与传统
传统对于人们的“信”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特别是在年少的孩子身上，这一点表现的更为突出。人们常说，孩子如同一张白纸。白纸意味着你在上面划什么，它就会留下什么，接受什么，别无选择。家庭教育是在这张白纸上最早留下痕迹的。所谓家庭教育，就是长辈将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以及日常生活技能教给孩子。家长告诉孩子的信仰及价值观，如果日后没有受到其它信仰或价值观的有力挑战，就会给孩子的一生带来深刻影响。而家长的信仰和价值观可能也是上一辈留传下来的传统。
牛津大学教授理查德•道金斯（名著《自私的基因》作者），曾以一个常见的事例来说明传统对人、特别是对孩子的巨大影响。有一次，他去电视台，和大约50个儿童参加一场讨论，电视台邀请这些儿童，是因为他们是在不同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的。有的孩子被作为基督徒培养，有的作为犹太教徒、穆斯林、印度教徒等等。主持人拿着麦克风，问了一个又一个儿童，问他们信什么。他们说：“我们印度教徒相信某某”； “我们穆斯林相信某某”； “我们基督徒相信的又是某某”。那么，他们的信仰从何而来？理查德•道金斯对此心中发问，又对此回答：显然，它们来自传统。在这里，传统的意思是，信仰从祖父母传给父母，再传给孩子，然后继续传下去。理查德•道金斯说，“人们相信一些事物，仅仅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些事物已经很多世纪了。也就是传统。” 传统也许是很早很早以前被创作出来的一个故事，“问题在于，不管这个故事创作了多久，它仍然像原始的故事一样，或者真实或者虚假。如果你创作了一个假的故事，让它流传很多个世纪，丝毫不能让它变得更真实！”理查德•道金斯著，柯南译《关于相信：好的理由和坏的理由》，《三思科学》电子杂志2005年第5期但传统却能使一代代的人们相信它。而且每一种信仰又都认为自己所信的才是唯一真实的。
理查德•道金斯所举的事例是有普遍意义的。它意味着我们每个人在小的时候，没有能力独立思考的时候，也是无法选择的时候，由于长辈的影响和灌输，我们接受了传统。接受意味着认同相信。而这种“信”是在传统影响下产生的。如果这种传统在以后又得到不断强化，就可能成为这个人一生的信仰及信念。
▲“信”与权威
“信”产生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权威有关的。有时候人们相信某些事物或观念不需要更多的理由，仅仅因为对方具有某种权威、是某个重要人物，那么他所说的所做的就是可信的。比如行政权威、军事权威、学术权威、宗教权威等等。
比较这些权威可以看到，行政权威和军事权威都是由制度赋予的权力而具有权威，如果行政领导者、军事领导者同时具有使人钦佩的个人品质和魅力，会增加他令人信服的威望。在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中，人们的服从大多是制度所要求的责任和义务，由威望而产生的“信”的因素并不是主要的。
排除制度之类的因素，一般民众最容易“信”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学术权威或称专家，比如物理学家、医学专家、生物学家等等，另一类是精神领域内的各种人物，包括宗教和信仰组织中的精神领袖、教皇、牧师、高僧、和尚、道士、……，民间的算命先生、巫婆、神汉、……等等。
人们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浓厚的宗教传统。宗教中的重要人物都是被视为权威的。例如在罗马天主教会，教皇是最重要的人，人们相信他一定是正确的，因为他是教皇。又例如，在伊斯兰教会的一派中，重要的人是蓄着胡须的老年男子，称作阿亚图拉。如果他发话，那就是对的，要相信也要服从。对于信众来说，他们的权威是天赋的、神赋的、或者是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联系起来的，比如一些占卜者、巫婆等，被认为具有超常的通灵的能力。
从表面上看，人们对专家、学术权威的“信”和对宗教、精神领域内人物的“信”都排除了制度规定的因素，都是人们自愿地相信。但事实上，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人们信任科学专家，是因为他们的权威地位是在某个领域中做出了公认的成就而获得的。这个成就或科学成果并不是他告诉我们是真就是真，他说对就对，而是有充分可靠的证据证实，这个证据也经得起任何人的检验。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被称作科学结论，也是科学成就。所谓能够接受检验，就是任何人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也能做出与科学结论相同的结果。因此，科学成就是公认的成就，科学权威是建立在可证实、可检验的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人们信科学的重要原因。
科学与玄学都提出假说，都对未知事物进行猜测与推断，但不同之处是，玄学、算命、占卜、……以及各种宗教流派、精神团体的领袖人物等等，在没有可靠证据来证实来检验来重复的情况下，宣称自己的思想、观点、猜测和推断是真实的、是正确的，甚至宣称是最高真理，是唯一真理，但很难检验或不接受检验。这也是神秘信仰与科学信念的重要区别。
但不可否认的重要事实是，虽然有这样的重大区别，所有这些难以证实的思想、观点、猜测和推断，仍然被数量不同的群体所信奉着。而且，以有神信仰为核心的神秘信仰的人数，占了世界人口的大多数。
需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是，如果说，神学玄学思想远远不如科学成果那样能够得到可靠的证实和检验，为什么被如此众多的人们所信奉。
二、 宗教和神秘信仰的复苏复兴现象
传统宗教信仰和民间神秘信仰的复苏复兴，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大陆，也成为一个极为突出的社会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提倡和引导人们相信科学，反对迷信，宣传和倡导无神论思想与信念。整个的学校教育都贯穿着这一思想。
1949年建国至今已近60年，意味着建国以后出生的、60岁以下的中国人基本上是在无神论教育的环境下长大的。而多次带有极左倾向的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将一切与宗教信仰、神秘信仰有关的人和物都视为要扫除、要革命的对象，使得宗教影响在大多数地方都越来越小，甚至荡然无存了。因此，到改革开放前的时期内，宗教观念、宗教情感、宗教行为，对大多数建国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已经是越来越远了、淡化了。
改革开放后，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传统宗教信仰和民间神秘信仰的人数越来越多，被媒体及学术界称为“宗教复苏现象”， “宗教复兴现象”。由此，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的、原先在信仰问题上观念相同或相近的人群中，已经清楚地出现了多元分化，一部分人已成为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一部分人有这种倾向，正在靠近；一部分人在形式上已经入教，或加入某个精神信仰团体，但还不是坚定的虔信者；另一部分人仍保留和维持着原有无神论教育的观点，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处于模糊不确定的中间地带，虽然没有加入什么宗教和信仰团体，但思想和行为介于可信可不信之间，表现为有的方面信，有的方面不信，有时候信，有时候不信，或抱着“宁可信其有”的实用态度或灵活态度。
对于宗教和其它玄奥事物及观念的信仰，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现象，也是一个绵延不断至今仍存的现实。更准确地说，是至今仍然存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以及全世界大多数人口中的现实。让我们先通过数字来了解这个事实，再进一步去理解和认识这个现实。
据权威的《1994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统计，在全世界大约55、8亿人口中，如果将16、4%的非宗教人士和4、3%的无神论者除去的话，其余79、3%都是各种宗教（包括传统宗教、民间宗教、新兴宗教、部落宗教……）的信仰者。他们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分别是，基督教徒（包括罗马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英国国教徒和其他基督教教徒）33、5%，伊斯兰教徒 18、2%，印度教徒13、5%，佛教徒6、0%，中国民间宗教信仰者2、5%，新宗教信仰者2、2%，部落宗教信仰者1、8%，印度锡克教徒0、4%，犹太教徒0、3%，萨满教徒0、2%，儒教徒0、1%，巴哈教徒0、1%，耆那教徒0、1%，神道教徒0、1%，其他宗教信仰者0、3 % 。从其他最新的资料中也不难推断，这个世界宗教信仰者的比例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某些地区还有增加的倾向。
据国外学者和我国学者的研究，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的移民流动，加上宗教的普世化运动，世界宗教的人数布局也在发生变化。例如，苏联解体后，东正教在俄罗斯的影响日益扩大。据统计，3/5的俄罗斯人说他们相信上帝，其中2/5的人说他们原来不信上帝但现在信，大多数俄罗斯人希望在教堂里做洗礼、举行婚礼和葬礼，认为宗教为生活提供了道德基础，并支持着家族关系。 [美]格里利: 东欧的宗教复兴《国外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基督教信徒在东方儒家文化圈国家中剧增，韩国的基督徒已达人口的四分之三，中国的基督徒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翻了几番。而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印度教等，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传播和发展，到20世纪末，美国有穆斯林400万，是1970年的四倍，有佛教徒200万，是1970年的九倍，还有80万印度教徒。卓新平主编《宗教比较与对话》,第三辑, ,第25页，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
据《国际传教公报》统计，百年来，世界上传统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宗教，信徒人数一直处于增长中，到1997年，在世界58亿人口中，宗教信仰者占81%。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和美国都出现了宗教复兴高潮。一个日本人同时可以有两种宗教信仰，日本的宗教信徒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生活在现代文明摇篮里的美国人90%以上信仰宗教。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生态的复苏、社会环境的宽松和经济的发展，各种宗教信仰从被改造、被压制、被禁止的状态中恢复和发展起来。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等宗教管理部门陆续恢复工作，宗教研究机构也在各地相继恢复或成立。中国政府在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过程中，为恢复、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作出了巨大努力，平反了宗教界人士蒙受的冤假错案，恢复开放了宗教活动场所。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基督教每年恢复、新建教堂约600所，《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白皮书》并在逐步出台和完善宗教政策，以保障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
据中国官方公布的不完全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其中9000万佛教徒，1800万穆斯林信徒，1000万新教徒和400万天主教徒。宗教活动场所10万余处，各种宗教教职人员约30万人，全国性和地方性宗教团体3000多个，宗教院校74所。各教都自己出版经典、书刊，其中仅《圣经》的印数即达3000万册。中国各宗教团体已同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宗教组织、宗教人士建立了联系。《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
以上数字只是来源于官方承认和管理的五大宗教，既不包括天主教地下教会和基督教家庭教会，更不包括面广量大的民间宗教和新兴宗教。如果将这些都包括进去，一般研究者的估计是官方数字的2－5倍。吴梓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时代的新挑战》，载《基督宗教思想与21世纪》，3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媒体的报道更生动也更多样地展示了中国大陆的宗教复苏潮流涌动的景象：
▲ 众多民间神佛被信仰
去福建旅游的人们常常会去湄洲岛妈祖庙一游。1988年妈祖庙重新开放以来，越来越成为众多信徒的圣地。妈祖的慈祥和关于她的传说，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每年妈祖生日（农历3月23日），成千上万的信徒会从各地来到湄洲岛妈祖庙，走很长一段水路，上岛后还要爬一段陡峭的山崖。由于朝拜者越来越多，近年来不得不修建了长323米、宽99米的妈祖庙新殿。妈祖信仰是中国人融合了佛、道、儒等多元因素的一种宗教，在中国东南沿海拥有越来越多的信徒。
广东沿海的霞岭村的村民集资了50万元来修建他们自己的祠堂。祠堂建在半山上，房顶上排着各种颜色的吉兽。祠堂里供奉的除了村民的先祖之外，还有四个木雕。在长者的带领下，村民们跪在祭坛前，唱着颂词，向先祖和四个木雕神仙献祭。在文革期间销声匿迹的这些宗教仪式到1992年才重新出现，村里的老人说，大家希望神仙能带来运气和富裕。
不少地方的庙宇祠堂由于能够得到很多捐赠，并开始做一些种树、修路、建学校这样的公益事业，对于一些资金困难的地方政府来说，这样的事情求之不得，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也都视为慈善事务。
在一些地方，这样的宗教活动甚至影响到地方的经济发展。在山西中部，每年有约20万人参加黑龙庙的祭祀活动。鉴于祭祀活动庞大的规模，当地政府决定发展“庙会经济”。据说，与祭祀活动同时开展的黑龙庙庙会已经为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上面所说的湄洲岛妈祖庙近几年每年都接待游客数十万人次，旅游收入数千万人民币。凤凰周刊2004年第22期
其实，大多数的民间神佛如同妈祖一样，都具有地区性，其影响力只局限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在某个地区被传说得活灵活现、神奇无比的神灵，在另一个地方名不见经传。但这样的民间神佛越来越多地“复活”了、复兴了、香火旺盛了。如今在中国南方省份的许多农村地区，几乎每个村庄都会有一座庙或一个祠堂，通常就供奉着当地人的祖先或当地的神仙。妈祖只是中国大陆宗教复苏过程中人们信仰的众多的神佛之一。
▲ 宗教活动与宗教建筑日渐兴盛
改革开放以来，重大宗教活动成为媒体报道的重要内容。例如2002年到2004年，中国大陆、台湾、澳门、香港等各大媒体纷纷报道了国宝级文物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先后赴台湾、澳门、香港等地巡展的盛况。报道说抵达台湾后，第一站就安座在台湾大学体育馆，4天里共举行了8场法会，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信徒拥入，4天里共有30万信徒前往瞻仰佛指舍利。香港旅游局的官员介绍，佛指舍利莅港十日，大约有60万人入场瞻礼。其中许多人是从中国大陆赶来观礼的佛教徒。报道说，尽管支派众多，但都把释迦牟尼看作始祖的佛教，是中国大陆信徒最多的宗教，教徒超过9000万——这是大陆改革开放之前的数倍。近年来，像佛指舍利莅临香港这样的佛教盛事在大陆也时有举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毁坏的庙宇也不断得到修复。一些大型佛教建筑似乎也在参与世俗的建设竞赛——江苏无锡88米高的灵山大佛刚刚建成不久，中国最南端城市三亚的南山寺就宣布填海修建108米高的“南山观音”，据说 “可与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相媲美”。而各地民间捐资修整和新建的庙宇、道观、教堂等等，更是不计其数。
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有着100多年的历史。星期天早上的礼拜之后，信徒们慢慢走出教堂的走廊，太阳光线透过彩色的玻璃窗照在信徒的脸上，仿佛闪着圣洁的光芒。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座哥特式教堂所有的玻璃都被毁坏。如今，这些玻璃逐渐得到修复——并不是恢复原来的模样，图案不是过去欧洲风格的受难图和圣徒像，而是一些中国传统的人物和图案，包括凤凰等等。
在一些重要的宗教节日如圣诞，徐家汇天主教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人，教堂外等待进入的人还排成长龙。信徒数目的日渐增多，有报道说，目前中国大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总数是1949年的14倍，这还不包括中国政府不承认的“地下宗教”的信徒。由于进行宗教仪式的场所非常缺乏，北京市2003年12月开始在朝阳和丰台两个大区——基督徒人数很多，却没有教堂，市政府投入资金4000万元人民币，支持市基督教会在这两个区新建两座基督教堂。海外媒体称这是中共建政以来第一次官方修建教堂。 而其他多个宗教活动场所也在整修和规划当中。
据新华网报道，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局局长张恕贤说，北京市基督徒有4万多人，教牧人员有60多人，正式登记的教堂却只有8座。上述新建的两座教堂落成后，均可容纳1000余人进行宗教活动。
他还表示，为满足群众宗教生活的需要，北京市宗教事务管理局把宗教场所的合理布局作为重点课题来研究，并且积极采取措施缓解宗教场所紧张的问题。不仅基督教教堂，一些佛寺和清真寺也将扩建、重建和恢复活动。并为在北京的外国人安排了更多的临时宗教活动场所。
在传统的佛教之地——藏传佛教的西藏，有1700多处佛教活动场所，住寺僧尼46万多人。在那里，处处可见从事佛事活动的信徒，到处悬挂着经幡，堆积着刻有佛教经文的麻尼堆。信徒家中几乎都设有小经堂或佛龛，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徒达百万人以上。
穆斯林是中国第二大宗教团体。特别是在穆斯林的聚集地，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宗教仪式和活动处处显示着宗教的复苏及回归正常。近十多年来，中国大陆已经有5万多穆斯林到麦加朝觐。
由于宗教复苏复兴现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已经普遍发生在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里，所以，从以上的一般描述中，即便是远离宗教生活的人，也马上可以联想到各种类似的宗教现象，包括自己身边的与宗教信仰、精神信仰有关的人和事。特别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到80年代形成高潮并持续到90年代的气功热、特异功能热，以及由此而造成推出的“大师”、“超人”，也是一段时期中奇异信仰或精神信仰的突出表现。目前，在中国大陆，神秘信仰的总体格局是，传统宗教、新兴宗教与各种流传下来、复兴复活、土生土长的民间宗教共生同存。
描述现象是为了看到和正视事实，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问题的前提。对于许多在建国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对于在无神论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甚至对于许多进行无神论教育的学校老师、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及新闻媒体工作人员来说，神秘信仰、有神崇拜、宗教信念都是一种难以理解、令人迷惑、甚至不可思议的问题。他们会想也会说，哪里有神啊？！那是骗人的。他们会将神秘信仰者视为迷信的、愚昧的、或者头脑简单的人。而信神者通常会列举出种种“奇迹”事例，说明信神以后身体及命运的好转变化，说明神的保佑和眷顾。还会列举出种种善行善事，说明信神的好处和优越，并且也会将不信神者视为没有信仰的、功利的以及其它种种负面的评价。
实际上，很多信神者和不信神者都没有深入地考察和理解过对方为什么相信或不相信，甚至也没有深入地思考过自己为什么相信或不相信。只是以我为中心——以我的观念为中心，来评价对方，并且简单地给对方贴上标签——“迷信的”或者“无信仰的”等等。事实上，这样的评价或贴标签，无助于对问题的理解与认识，无助于寻求共识而和谐共处，更无助于将社会引向一个更合理、更美好的未来。
因此，对于大多数在建国以后出生的人来说，对于在无神论教育环境中长大的人来说，对于从事宣传和相关工作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已经信神信佛，或者处于信和不信之间的人来说，都有必要去了解并尽可能地理解为什么人们相信或不相信。特别是人们为什么会相信？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的就是，为什么在世界大多数国家，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所占的人口比例是少数？甚至没有宗教信仰被视为非正常、是例外？另一个前面已经提出的相关问题是，如果说，神学玄学思想远远不如科学成果那样能够得到可靠的证实和检验，为什么被如此众多的人们所信奉？还有一个既与世界有共性，又有中国特性的问题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的人和现象越来越多？
我们认为，一种现象的普遍存在，宗教信仰，或更广泛的神秘信仰的普遍存在，蕴含着一个巨大的真相——人心和人性的真实特性。
下面，我们以中国当今现实为主要背景，探寻人们为什么去“信”的原由，探寻人心人性的共性真相。
三、神秘信仰的几大原由
如前所述，神秘信仰是对神秘现象的神秘解释的信奉，是对超自然力量的相信，对神秘观念的相信。这种相信渐渐稳固下来后，成为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成为不易改变的信仰信念。“信”不会从天而降，不会无故产生，必有它的原由。
（一） 生存需求
在我们考察的各种案例中，为了活下去而“信”的人占了一定的比例。这也是较常见的一种情况。
方苹（化名），50来岁，大学学历，是一家汽车制造企业的党委副书记。在一次体检中意外地查出患有癌症，而且已到了晚期。消息如同惊雷一样，在她心里炸开，也在全家炸开。平静美好的生活一下子翻腾起来。她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最受宠爱，生活道路也比较顺利。当时企业效益不错，收入不低，孩子也大了，一切都比较顺心。突然发生这样的事，自然全家重心都围着她，住院、开刀、化疗。虽然病情暂时控制，但她深知体内的癌细胞如同定时炸弹，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她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生命是如此脆弱，也是第一次实实在在地面对着死亡。而且死神不是像意外事故那样，突然降临又走开，而是时时伴随在身边，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不知道癌细胞什么时候又会活跃生长出来。在这样的状况下，如同大多数人一样，越是感到活着多好，越是留恋生命。
可是，当她不断去了解、去查找关于这种病的治疗方法和治愈可能时，一切都清楚了——现代医学对这种病的病因了解，就到那样的程度；现代医学对这种病的治疗方法，就是那样几种；一些可能更好的新药还在试验阶段，一般情况下她是等不到新药上市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于是，她深知她下半辈子就要在这种胆战心惊中与死亡抗争——如果还能抗争的话。她体验到了什么叫沮丧和绝望。
这时，不断有亲戚朋友给她介绍正规医学治疗之外的另类方法，特别是一种被称为有神奇功效的气功。这些朋友热心也是真诚地告诉她，一些像她一样身患绝症的人，在练了这种气功以后，奇迹般地康复了，其它慢性病康复的就更多，并且举了一些活生生的事例。还告诉她，这门功法的师父是法力无边的主佛，只要真心诚意地修炼，按照师父所讲的大法去做，不要把自己的病当成病，不要去吃那些药，师父就会帮助她消除身上的业力，病也就自然好了。开始听到时，她觉得有些离奇，并不相信，但禁不住热心的朋友一再劝说，而且又有那些事例为证，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加入进去，与那些功友们一起虔诚地学习这种功法的教义思想，或者他们称之为的“宇宙大法”。并且拖着虚弱的身体坚持练功。随着身体似乎渐渐有所好转，再加上其他功友的鼓励，她也越来越虔诚，真的按照“宇宙大法”的要求，药也不吃了，精神也好了许多，甚至能够去上班了。她自然就更加相信了。
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当现代医学承认目前能力有限，无法治好她这样的病，当人面临这样的生命绝境时，人的心态会是怎样？是无所作为地等死，还是无论什么方法，只要有一线希望，就去尝试一下？显然，大多数人要去尝试，哪怕是某种另类的、过去嗤之以鼻的方法。甚至为了活下去，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生存是超越一切的第一需要。
人们常说要承认现实、要面对现实。然而，有时现实是残酷的，残酷到你面对它承认它就等于承认自己没救了，等死了。这是许多人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作为一个长期受无神论教育、也教育别人的党政干部，方苹过去决不会想到自己竟会去参加一个什么信神的团体。但是，要活下去的强烈愿望压倒了一切、超越了一切。家里人对她加入这样的团体组织，也觉得有问题，但由于有热心亲朋的劝说，又有实例证实，又觉得说不定有效呢？后来她病情复发，去世了。
人都有活下去的本能愿望，生存需求是人的最基本需求，当现代科学还没有发展到可以提供这种希望时，人们必然会去尝试其它的可能性，只要有人宣称可以提供这种希望。尽管这种宣称可能是虚假的、虚幻的，但在一时难以判别的情况下，尝试会是许多人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国内外一些走入某种信仰团体的人，甚至走入邪教组织的人，其中有的就是由于面临生命的困境，在无助无奈之中进入其中而“信”的。生存需求是“信”的一大原由。
（二）健康需求
与生存需求紧密相关的，是人的健康需求。大家知道，在人们的求神拜佛行为中，几乎大多是为了家庭和个人的某些需要，比如婚姻、钱财、升官、升学、生子、前途、还有健康等等。多数人即便没有像上述事例那样直接面临死亡的威胁，但疾病和严重的疾病却是许多人和家庭经常面临的。特别是疾病的折磨、疾病的痛苦、疾病导致贫穷、疾病导致生活的无意义、无幸福感的状况，同样使人陷入一种生存困境，严重时常有生不如死的感觉。
如果将人的健康需求放在人类历史和世界范围内来看，可以说，从古代到现代、从外国到中国，一直有两条途径在满足着人们的这种需求。一条是医学发展的途径，一条是神秘信仰的途径。
大多数疾病对于早期的人类来说，几乎是不可战胜、难以治愈的，也自然被视为不可知、不可控的事物，被认为背后有着神秘的力量在掌控着。许多疾病甚至被冠以神灵的名称。例如，死亡率极高的天花病在一些地区被称为“痘娘娘”并被供奉。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早期的人类社会，医巫同源、医巫同职，为人解除疾病的医者和为人呼唤神灵的巫者是一个角色。巫，或者掌管宗教礼仪的神职人员，宣称通过某种仪式或方法与神灵沟通，他们代表着能够通灵的能力，或者直接就代表着神灵的化身，代表着超自然的神奇力量。人们相信这种力量可以帮助消除疾病。
所以会相信，一是因为在人类尚未发展出医学科学的时候，或者医学对某些疾病束手无策的时候，除了向神灵乞求、向神灵祷告之外，别无它法，或者只有此法；二是人们的祷告和乞求，有时似乎也能起到作用，他们不了解为什么起作用的原因，以为是乞求祷告灵验了，也就更加相信。这是神秘信仰的途径和方法。
另一条途径是，人们在实践中积累着对疾病的认识，积累着治疗的经验和方法，这个进程是极为缓慢的，靠着一代一代的摸索，靠着不断地试错，靠着偶然的发现，再积累为对疾病规律的认识。
以天花为例：人类征服天花的历程，也是靠着偶然的发现和试验。中国古代的人们在实践中，受偶然的启发，慢慢看到某种毒性可以制服毒性，总结出以毒攻毒的方法。于是，有了用提取天花患者疮中脓汁傅于皮肤的办法，也有将痊愈后的天花患者身上的痂皮，研成粉末，吹进健康儿童的鼻子里，用来简单预防天花。称为人痘接种法。
18世纪的英国乡村医生爱德华•琴纳发现，一些挤奶工的手上常常有牛痘，而有牛痘者全都没有患上天花。1796年，他为一名8岁男孩接种了牛痘，此后这个男孩再没有患过天花。这也是人类通过有意识预防接种来控制传染病的首次科学实验。在更多成功的试验后，琴纳发表了题为《接种牛痘的理由和效果探讨》的论文。到19世纪，这种接种牛痘的技术在欧洲许多国家推广开来。
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全球估计仍有5000万个天花病例，到1967年，患天花的人数已经降低到1000多万，就是在这一年，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发起了推广接种、消灭天花的运动。70年代后，天花在中国和大多数国家停止传播。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天花彻底消灭。如今，天花病毒的样本封存在美国和俄罗斯保留的几个试管里。“痘娘娘”这个曾经不可一世、掌控人类生死大权的神灵或病魔，如今反过来乖乖地被人掌控着，呆在狭小的空间里不得动弹。
当某种事物成为已知也可控的对象时，它原本的神秘性就消失了。任何的神秘，都来自于不可知和不可控。一旦已知可控，曾经的神灵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科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去认识未知的事物，不断扩大着自己的领地，不断让人类有更多的空间来掌握自己的命运。
然而，现代医学科学也诚实地承认，还有许多医学领域是未知的空白，对许多疾病的认识是一知半解，对许多疾病还束手无策，还有新的疾病在出现。仍以天花为例，在人类认识和掌握预防方法之前，天花一直是危害人类的重大疾病，几千年来在世界流行，是全球流行最广的一种传染病，人们对它毫无办法。过去，大约1／4的病人会被天花夺去生命，侥幸生存下来的病人，因脸上丰富的皮脂腺遭天花病毒侵害，大多留下永久性瘢痕，俗称“麻脸”。
3000多年前，古埃及的木乃伊身上就已见到天花的疤痕。公元前6世纪，印度发现天花流行。在中世纪的欧洲，平均每5人中就有一位“麻脸”。至高无上的国王也难逃厄运，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英国女王玛丽二世、德国国王约瑟一世、俄国沙皇彼得二世都被天花夺命。中国清朝的同治皇帝死于天花、顺治皇帝二十四岁时也死于天花。18世纪，欧洲人死于天花的总数达1、5亿人。1872年天花在美国流行，仅费城一个城市就有近2600人死于天花。
天花的猖狂肆虐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和恐怖，当时人们对它完全不了解，它的降临给人类的感觉，就如同覆盖一切、不可一世的神秘力量，在掌控着人的命运。除了神灵或魔鬼，谁还有这样的力量？当医学科学在这个领域是空白时，人们除了相信神，乞求神以外，别无它法。相信神、乞求神是人除了等死以外的唯一选择。对许多人来说，科学和神灵都是给人提供希望的事物，当在有限的生命时光中看不到科学给予的希望时，神灵就成了许多人唯一的希望。健康需求、生存需求是人们信神灵、信宗教的重要原由。
（三）安全感需求
人活一生的数十年中，自己和家庭成员都可能面临突发的天灾人祸、意外事故，除了自然界造成的地震、水灾、火灾、干旱、暴风雪、龙卷风、火山爆发、飓风、泥石流、海啸、冰雹、滑坡塌陷、高空堕落、……，还有车祸、矿难、传染病、工伤事故、……等等交织着自然和人为因素的灾害，都会给人带来极大的冲击，造成极度的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甚至由此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和一个家庭的命运。
还有种种社会性的突发事件：经济危机、社会动乱、政治革命、地区战争、种族冲突、迫害杀戮、……，以及由此带来的失业、贫困、饥饿、疾病……和由此而来的精神压力与恐慌，身陷其中的人们无法逃脱，无处躲避，只能听由形势的发展、时间的推移，等待局势的稳定和变化，这一切给人以命运不定、难以掌控的无力感和无助感。
职业、婚姻和家庭是给人们提供安全感的最基本因素，也是每个个体最切身最需要的。但这也是人们最经常会失去的。与上述那些天灾人祸、意外事故相比，失去职业、失去婚姻、失去亲人所发生的概率，要更加高一些。对很多人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所有这些或者突然降临、或者长期身处的灾难性事件，都可能使人不知所措，无以应对而出现精神危机。
宋陈氏是一位贤慧的家庭妇女，丈夫常年在外挣钱养家，她在家抚养孩子。孩子几乎是她生活的一切。然而，在她生养的3个孩子中，先后有2个夭折，她伤心欲绝，感到活着没有意义，几次动念要自杀，又因为还有一个孩子，一时下不了决心。这时，一位邻居好友，也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来安慰她并向她宣传佛教的思想，使她痛苦的心灵感到了慰藉和依托，她由此成为了佛教信仰者。过去邻居也曾来劝导她信佛教，但她觉得照顾孩子的事情已经够多了，再要像邻居那样念经、烧香、做佛事，怎么有时间呢，就一直含糊推托，直到发生了使她难以承受的家庭灾变。
吴刚，一个身材高大的英俊男子，某公司的财务主管，也是许多年青女子倾慕心仪的对象，30多岁的他一直未婚，虽然父母着急，但他抱着决不将就的态度，耐心地寻找自己理想中的另一半，甚至为此和父母闹得很僵，特别反感父母的介绍和安排。但后来在一次勉强同意见面的介绍人那里，竟然意外地发现，对方无论从外貌到气质到言谈举止都与自己的理想相符，交往一段时间以后，两人更是心心相印、相见恨晚。吴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结婚以后他们很快有了孩子，小家庭其乐融融、安宁快乐。就在孩子已经9岁的时候，妻子却忽然提出要离婚，说她已经无可挽回地爱上了另一个人。如果不同意离婚的话，她就自己出走，不再回来。吴刚在这样的打击下，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久久不能从伤痛中解脱出来。这个世界对他来说，不再是安全的，而是处处危机四伏，时时有可能出现意外。他无法理解这一切到底怎么了？为什么上天要给他如此沉重的打击？他甚至回顾自己是否做了伤天害理不该做的事情。他无法集中精力正常上班，不得已辞去了工作。这时，他在书店里看到了一本关于精神信仰的书，深受感染和启发，从此沉浸其中，并加入了某个信仰团体，成为其忠实的成员。
…… ……
2003年9月10日是世界第一个“预防自杀日”，来自卫生部门的资讯称，中国每年约有28、7万人自杀身亡，除此之外还有约200万自杀未遂者，自杀已成为排名第五的死因，其中不乏高学历人士。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卫生部在北京联合召开了“高层精神卫生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报告，中国的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22．2人，中国已成为高自杀率的国家。
尽管自杀的具体原因有很多，但走到这一步，都是已经感觉未来没有希望，活着没有意义。其中一些人就是遭受了重大人生打击无力承受，又没有及时获得帮助和支撑。而更多的人，虽然没有走到真正实施自杀这一步，但在生活中遭受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和伤害，或者长期身处无力改变的悲惨处境，都给人们强烈的、持久的不安全感，也会给人们命运坎坷、捉摸不定、无法把握的不确定感。特别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或者在自然环境严酷的地区，人们的生存更为艰难，遭受各种天灾人祸的频率更高，无力无奈感会更强更普遍。而宗教信仰，对超自然力量的信仰，会使人感到与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联系在一起，由此使人感觉获得了依靠、受到了庇护，获取了安全感。宗教将人与神、与超自然力联系在了一起。
在有宗教传统的环境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遭遇不幸之后依赖宗教信念、信赖宗教神职人员以及宗教同道的帮助和支撑是自然而然的事。而在没有宗教传统的环境中，如果这时没有其它适当的社会支撑力量进行帮助，个人也没有找到可以转移和替代的事物或精神理念，那么，宗教信仰或神秘信仰就是可替代的选择之一，一些人会因此走入宗教或其它精神信仰团体。
其实，不安全感不仅存在于普通百姓中，手握重金的商人和手握重权的官员甚至更有不安全感。或者准确地说，每个阶层有每个阶层特定的不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许多有钱人，更愿意花大钱烧香拜佛、算命许愿、信风水、造寺庙、捐善款……的原因之一。在烧香拜佛的官员中，一些人“官本位”意识强烈，对自己的前途或官位抱有强烈的期望，但又对前途不确定、不自信，没有安全感。一些从事风水、算命行当的业内人士透露，“要赚这些官员的钱，就要了解他们的心理，对症下药。这些人往往非常担心失去现有的地位，担心升迁受阻。”另外，从一些“落马”的官员身上可以看到，他们之所以相信神秘事物，烧香拜佛，还因为害怕犯罪事实败露，希望以此求得神灵的保佑。破解部分官员“求神拜佛情结”的谜底，与普通人一样，就在他们的心理需要，安全感需要。
安全感需求是人们宗教信仰或其它神秘信仰的原由之一。
（四）心理平衡需求
现存的社会是不完美、不理想的。这种不完美的一个最突出表现，是各种各样的不公平、不公正。
经济上的不公平、不公正表现为部分人的劳动及付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贫富差距过大。还有获得就业机会的不平等，获得升迁机会的不平等，城市和农村居民享受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竞争条件的不公平、不公正，……等等。
政治上的不公平、不公正，例如，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得一方可以享有特权、滥用职权，另一方则成为二等公民、甚至是被任意践踏的下等人；政治参与机会的不平等，知情权利的不平等，法律裁判的不公正，民主权利得不到保障，……等等。
文化上的不平等、不公正，例如受到各种歧视，包括性别歧视（特别是对女性在就业、升迁、从政、从事管理等许多方面）、种族歧视（例如对黑人、对少数民族的人……）、职业歧视（例如用鄙视的口气说，扫马路的、掏粪坑的、……）、身份歧视（例如，乡下人、……），还有对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的歧视，甚至对相貌、身高及其它生理缺陷的歧视等等。
不平等、不公正现象是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所谓弱势群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每个阶层和群体都有人感到不公平、不公正。这种不公平、不公正使人感到了被剥夺。
剥夺理论是社会学解释人们信仰宗教、皈依宗教原因的一个代表理论，也用来解释新的教派、新的精神团体形成的原因。最初由美国学者查尔斯•Y•格洛克阐述。他认为，生活中存在着各种剥夺或短缺，第一种是经济的短缺，包括有限的收入和有限的物质必需品，它可以被客观地衡量，也可以被主观地体验到，使人感到自己是穷人，在经济上被剥夺。第二种是社会的短缺，指特权、权力、社会地位的低下，被排斥在社会活动与组织之外，感到自己是低等公民。第三种是机体的短缺，这是指一些人在肉体和精神健康以及生物机能方面的短缺。第四种是伦理上的短缺。当人们感到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价值与规范不再是明确的和有意义的答案，便会重新寻找某种替代性的价值观及世界观。第五是心理的短缺。人们觉得缺乏充分的心理回报，没有感到自己真正为社会所接受，心里充满着不平衡、不满足、失落感和被剥夺感。
查尔斯•Y•格洛克认为，当许多人感到一种或几种短缺，而且这些人又相互发现，有着同感共鸣，这时，如果有一个领导者出来提出一种解决方法，为人们描绘一幅美好的前景，做出各种许诺，就会成为精神领袖，就会有人自愿跟随，也就形成了一种教派、一个新的宗教或者一个膜拜团体。Glock.C.Y：“The role of Deprivation in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religious Groups”,in R.lee and M.E.Marty ,eds.,Religion and Social Conflict ,N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前面我们描述了中国宗教及各种神秘信仰的复苏复兴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多种原因造成。其中一个公认的原因重要是，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后的转型时期，这种转型是一种整体的、巨大的、全新的社会变革，一切都处于探索之中，一切都处于建立、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之中。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稳定性、确定性相比，不确定的因素大大增加；与过去平均主义大锅饭相比，各种差距越来越大。过去的工人阶级老大哥，现在许多成了下岗失业者，过去待遇相近相同的阶层和群体，现在许多人被边缘化，成了弱势群体。
河北省社科院的一项对弱势群体心理困境的调查表明，他们有着强烈的失落感和被剥夺感。而且弱势群体的这种丧失感是全方位的，包括财富收入、社会地位、发展机会、精神领域、文化教育机会、政治权利等多方面。
调查选取了下岗职工、城市搬迁户和外来务工人员较为集中的地区。下岗职工反映最多的是对生活水平不满意，最多的要求是政府要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收入。一些人已经退休多年，收入却比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还低，他们认为，当年他们为国家建设、城市建设做出了极大贡献，而且那时干活不讲报酬，只知道奉献。现在经济发展了，却没有得到发展带来的实惠。物价往上涨，工资却十几年没涨，不由地发出疑问和呼喊，“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该想想我们这些前人吧。”在作者对下岗工人的调查中也发现，这种看法决不是个别的，而是具有代表性的相当一部分人的想法。
调查还发现，中青年下岗职工思想波动比较大，抵触心理强，对社会不满的情绪强烈，部分人对政府有明显的不信任感，有极少数人表示，如果有社会风波自己愿意参与。曾在一次群体事件中带头的下岗职工孙某说，下岗后活着太压抑，觉得自己被社会遗忘，别人过的什么日子？自己过的什么日子？商场里没有自己能买得起的东西，社会上各种活动自己也没份参加，正好借这个机会发泄一把。
调查反映出弱势群体的对抗情绪特别强烈。特别是对政府官员、企业老总等，普遍认为社会进步的成果被这部分人“窃取”了。中国从一个收入相对平均的社会，转变成贫富差距明显拉大的社会只用了20多年的时间，弱势群体普遍感到没有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自己应得部分被富人、被特权阶级占有。如果差距进一步拉大，又没有得到有效的平衡与调控，这种被剥夺感也会变得更强烈。
河北省社科院的这项对弱势群体心理状况的调查表明，70％以上的受访者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表示不满意，其中5％的人认为极不满意。只有26％的人满意现在的生活状况。76％的人认为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有强烈的被剥夺感。78％的人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下，认为经济上比别人差，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已经被社会遗忘。还有76％的人不同程度的存在精神忧郁和焦虑。《瞭望新闻周刊》2005年第七期
对于自身困境的处理，人们会有这样一些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方式：
第一种是向外转移。向外转移有两类方式，相对健康的方式是，向家人、向朋友倾诉，宣泄内心的不满和郁闷，寻求劝慰和帮助。在有宗教文化的环境中，人们会去教堂、寺庙祈祷及其它宗教方式来获得支撑和帮助。另一种是相对偏激的方式，例如以对方难以接受的方式（打、骂、砸东西等）向亲人、朋友、甚至向不相干的人发泄；对社会不公的看法、不满的心态会成为“火药桶”，会在特定条件下引爆，导致偏激行为，用对抗进行宣泄，酿成社会突发事件，更严重的会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
第二种是向内转移。向内转移也有相对健康和不健康的两类方式，前者是以积极的心态、向前看的眼光来自我调整；或者用自己的宗教信念、宗教思想来平衡心态，化解怨气；后者就是消极地被动承受、自我压抑，自卑、自闭、逃避、厌世等等。严重时会发生自虐、自杀等内罚性行为。
无论是向外转移还是向内转移，宗教或类似宗教的思想观念，都起到了某种平衡与化解矛盾的作用。（当然，极端的宗教观念也会导致偏激行为甚至狂热行为，后面将会详细阐述。）在宗教环境中生活的人们，宗教组织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社会支撑系统，宗教思想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心理支撑系统，是人们发生心理危机和各种困境时自然会去寻求帮助的对象。在没有宗教文化的社会环境之中，更多的人会以非宗教的方式来恢复心理平衡，但宗教方式也是备选、可选的方式之一，只要各方面条件机缘相合，一些人就会皈依宗教或加入其它类似的精神团体，从神秘信仰中寻求解脱和平衡之道。还有的形式上没有加入什么教、什么团体，但心理上已有了这种倾向，成为了精神上的成员。中国改革开放后宗教复苏复兴现象也说明了这一点。
弱势群体的概念是相对的，是与自身可比范围内的群体相比较的结果。因此在任何国家，包括经济发达、社会稳定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着相对弱势的、感觉不公正、被剥夺的群体。而弱势个体更是遍及各个国家、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每个弱势个体和群体都有心理平衡的需要。当社会制度和社会机制还不能很好地调控某些不公平、不公正，还不能提供给一部分人看得见的前景和希望时，如果宗教信仰或其它类似宗教的精神信仰提供了平衡机制和希望，它就会成为人们愿意相信它、依靠它的又一个原由。
（五）死亡恐惧和生命永恒的需求
一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说过，“世界上若没有死亡的存在，就不会有宗教。”换一种方式说，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死亡的需求，是宗教产生和存在的一大重要原由。对死亡的恐惧，也是人的一种终极情感。
活在世界上，每个人都要与死亡打交道。一般人会面对自己亲人、朋友的死亡，医生要面对病人的去世；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会每天面对死亡，但这是已经去世的人。有一种特别的职业，却是每天主动地迎接将要临终的人。他们对死亡的感受非同一般。
李松堂，1987年自费创办了中国首家也是国内目前规模最大的临终关怀医院——北京松堂关怀医院，任该院院长。从1987年到2004年的17年间，医院先后送走了16000多位经过临终关怀而去世的人。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很少有人在十几年的时间中，如此高频率地每天直接面对死亡。
所谓临终，是指如果一个人有两个以上的脏器系统出现不可逆转的衰竭，其生命品质无法复原而退化，医学上把这个时期称为临终，也就是死亡阶段。
松堂医院有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在上万个病例记录中，97％为老年临终者，其中有93％的不可逆转病人的存活期为9到10个月，只有7％的人超过10个月。
但观察表明，无论临终期有多少，每一个人都有延续生命的需求与渴望。在97%中，有93%的病人没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不是坚定的虔信者，可能只是一般地似信非信，或根本就什么都不信）。与那些虔诚的宗教信仰者相比，他们更恐惧死亡并拒绝死亡的到来。
在李松堂的著作《每天拥抱死亡》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真实的事例：郑亚美， 82岁，患癌症已经六七年，入院时已到肝癌晚期，任何医疗专家和设备都已经束手无策。杜冷丁、吗啡等止痛药对她来说是不能缺少的。开始疼痛的时候四五小时打一针，之后一两个小时要打一针，入院时已产生了药物依赖。后来经过松堂医院的各种方法的综合治疗，病情逐渐稳定，三四个小时打一次杜冷丁已经可以接受了。
她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相信佛教有20多年了，坚持吃素食，枕边放着佛教的书，天天看，看得极为投入。有时给护士和护理人员讲做好事是能得到好报应的，能够摆脱痛苦的生命轮回，如果德行好，将来还能到西方莲花世界去。当她病情越来越重，意识到自己快要走时，她请求院长让一些共同学佛的居士来为她提供临终助念。为了不打扰其他病人，医院安排了距病房较远的房间，20多个居士每天分班，从凌晨到深夜，24小时轮流不断地颂咏着阿弥陀佛的佛号，老人闭着眼睛安详地享受着助念，自己也在默念着。24小时过去了，没有打过一针止疼药。又是24小时过去了，老人还安详地躺在那里，几次回答告诉院长不疼痛，直到最后平静地离去。显然，她的宗教信念支撑着她安详地走过了生命的最后路程。居士们说，看到了她头上有彩色的光环和莲花。显然认为她的灵魂有了好的去处。李松堂著《每天拥抱死亡》163－167页，北京出版社2004年而临终助念这种仪式，如同西方宗教对人临终时的各种仪式一样，体现了宗教对人的精神关怀。
我们的祖先与我们现代人相比，要面对和经历频繁得多的死亡。不说几千年几百年前，就是在1949年之前的几十年中，中国人口死亡率还高达25－33‰，婴儿死亡率在200－250‰以上，城市和农村人口平均寿命仅有35岁，而到20世纪末，我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到6‰左右，人口预期寿命2000年达到71、4岁。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人口预期寿命或人均预期寿命是指0岁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例如，2000年中国人口预期寿命为71、40岁，指的是按照2000年的死亡水平，刚出生的0岁人口平均可以活71、40年。）一个可参照的数字是，美国研究者估计，1725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2岁，法国1750年为26岁； 1800年英国人口预期寿命为36岁，法国为32岁。
李兵：“1949年之后——中国的人口、食物、知识与制度”《 北京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这些数字让我们可以确切地推断，更早期的人类，是如何更频繁地面对着自己共同生活的亲人死去，也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突然之间肉体活动和思维意识全部终止，同时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将面临死亡，这是极为可怕的事情。要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必然去寻求超越死亡的可能。由此，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种族，孕育出不同的关于生死的文化，包括图腾文化、宗教信仰等等来摆脱和超越对死亡的恐惧。中国人有关于死后去阴间的说法，意味着灵魂不灭，一直沿续至今。基督教信仰者认为，死后存在一个脱胎灵魂生活的天堂。伊斯兰教也认为有永恒的乐园可居其中。印度教说：死亡使人脱去人间的俗衣，换上永生的华服。善良正直的人将获得永生。耆那教认为，人间有来世，罪人下地狱，好人升天堂。在天堂里的灵魂得以完整。锡克教信奉，好人死去像是回家，他没有死，只是获得了永生，天堂是圣徒之家。…… 。死亡在几乎所有的宗教中都决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一种再生、一种轮回、或是一种解脱和升华。因此，它解除了人们对死亡的恐惧，满足了人们生命永恒的渴望与梦想。
对死亡的恐惧和超越死亡的需求是人们信仰宗教的又一重要原由。
（六）传统神秘文化的影响
传统文化中佛教、道教、民间宗教、地方神灵对于中国人信仰宗教、相信神秘事物的影响是毫无疑问的。前面论述“信”是怎样产生的问题时，以在宗教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儿童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对人的巨大影响。
在中国，建国50多年近60年来，一直在进行着破除迷信的无神论教育，但另一种教育也在同时进行着，而且这种教育大多是在自然的生动的状态下潜移默化进行的。几乎每个建国后出生的人都会从自己的父辈、祖辈、书籍、从宗教寺庙、宗教信仰者那里，听到看到体验到各种各样与神秘事物、与佛道信仰有关的人和事。这种影响在自然状态下，不知不觉地渗透着、传播着、甚至强化着（如果受到影响的频率高、强度大的话），它必然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中留下印痕，埋下伏笔，如同悄悄种下的种子，其中的一些影响对一些人是极为深刻的。如果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中，遭遇特殊的困境，遇到特殊的需要，又有适当的说服等条件，就像种子遇到了水分、土壤、空气，很可能就被说动，进入某个信仰团体，或形式上没有加入，但思想上相信，成为其精神成员。在中国这样倡导无神论思想的环境中，传统神秘文化的影响作用，就是埋下伏笔，种下种子，至于会不会在以后生长出来，成为神秘信仰者，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在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由于宗教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的重大影响和重要性，长久以来一直被作为极端重要的问题在研究着、认识着。一些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有一个共同的认识，他们常说，只要恰逢其时地给予规劝引导，任何人都可能被某个教派所吸引、所俘虏。［西班牙］佩佩•罗德里格斯《痴迷邪教》32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所谓某个教派，可能是正统宗教，可能是民间宗教，可能是新兴宗教，也可能是邪教。
我们注意到，专家说的是“恰逢其时”和“任何人”。有人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很自信地说，不可能，我就决不会信什么教、信什么神神怪怪超自然的东西。然而，在作者的调查中，有许多人过去都是自称不信神的无神论者，也有许多受过多年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还有自认为经历丰富、头脑清醒的中老年人，更有对所谓迷信现象不屑一顾、嘲笑鄙视的人，就是这些人——“恰逢其时”——在20世纪80－90年代的特异功能热中，崇拜某些特异功能大师，相信他们超自然的神秘能力，并由此进入某个所谓气功团体。实际上按照国外学者的研究，这些无论打着什么名义的团体，如果带有个人膜拜的特征，带有超自然信仰的性质，就可以称之为新兴宗教。作者的一个熟人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是人人赞赏的聪明人，在当年特异功能热中放下学业，跟随着某个名气极大的“大师”走南闯北，对其崇拜至极，奉若超人、神明，后来出现精神分裂症状而住进了医院。类似这样的“聪明人”，在当时是大面积地“恰逢其时”地进入到这种神秘信仰的热潮中。
20世纪80－90年代这股热潮能够热遍全国，热了许多年，造出了许多“神”，迷倒了许多人，自然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但传统文化中的神佛观念、神奇传说、神秘力量、各种烧香拜佛的膜拜行为、……早已在人们从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悄悄地熏染着、铺垫着、积累着……，然后在特定条件下被接通激活了。
传统神秘文化的影响是人们神秘信仰的另一大原由。
（七）神秘体验的影响
神秘体验从现象来讲，是一种纯个体的、主观的感觉和感受，如同神奇的梦境一样，会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甚至极大的震撼。这种体验因其独特、奇异、难以理解会使不同的当事人有不同的反应，或者困惑不已、或者兴奋不已、或者向往至极、或者害怕畏惧……。一些人由此而与自己原有的宗教信仰相联系，称之为宗教体验，更强化了对超自然事物的相信；一些受到神秘文化影响但并不全信的人，也可能因此而走入宗教信仰或神秘信仰。
《大众科技报》曾在“学者沙龙”专栏里讨论过这一问题。其中的参与者之一何宏，是物理学博士，又在牛津大学作过博士后，最后放弃本专业回国研究人体“特异现象”。而他转向研究特异现象，就是与自己的神秘体验有关。他在讨论中介绍了几件自己经历的奇异幻象。
20世纪80年代在全国的气功、特异功能热影响下，他出于好奇心练气功，很快出现了被称作“气感”的感受。这种感受真实而深刻，激起了他对气功的兴趣。后来到国外留学的时候，也经常抽时间练功。他说，只要一入静或者进入所谓“气功态”，就能在脑海间隐然听到潮汐般的声音。这时，只闻内息而不知外物，对体内的各种变化变得敏感，对体外的各种刺激变得迟钝。身体处在轻松舒适的状态之下，时而如沐春风，时而感到气机涌动。
他说，“当年在德国的时候，有两位年青的美国摩门教徒敲开我的宿舍门，又是送材料，又是宣讲教义。一则因为他们纯正的美国英语，二则因为强烈的好奇心，我与他们聊了一两个小时。此后没过十天，我体验到一次非常奇异的幻境。我睡在床上，大概到夜里两三点钟时，突然看到满室白光，在我脚部上方不到2米的高度有个奇亮无比的光团。我倒没有恐惧，因为直觉这是一种‘神性’的存在，即有关爱又很严厉。不知为什么，右腿从床上抬起来，成30－40度角，心中风驰电掣地涌出千头万绪，对其中一些想法好像感到电击式的震颤。前后不到一分钟，我恍惚一下就醒了，光团消失了，周围的一切都没有改变，我无从断定是否刚刚只是一场梦。我当时的感受是：生命是有安排的，有些事情是不允许做的。我由此从对气功的好奇，转而对宗教发生兴趣。
“后来在牛津大学做博士后时，遇到一位沉默寡言的小个子香港年青人。我感到他很孤单，就主动对他表示友好，与他搭话。他告诉我，他信佛，严格吃斋，每日打坐。我把心中的一些疑团，包括那些体验拿来向他请教。不料他听了之后相当兴奋，他说，他在英国呆了几年，几次想回香港，却留下来，不知是在期待什么，原来就是为了接引你啊！他说我的这些感受说明颇有夙缘、有慧根。我在入静中听到的是虚空的‘万籁之音’，梦见的那团光亮，是自心佛性的显现。他说这些体验载于《愣严经》等佛家典籍之中，并屡屡为后来的修炼者验证。他劝我修炼他奉持的法门，并称他师父是得道明师、在世活佛。……这个修炼门派里的人，严格吃素、持戒，打坐、练功，此外尽自己所能布施、行善，为的是达到高境界以至最终‘成佛’。”
由于有了前面一系列的体验铺垫，何宏被他所说打动了，开始接触这位香港的朋友，学练他们的功法。此后，不到十天半月时间里，又经历了两次幻境。何宏说：“这种身临其境，难以与现实区分的‘幻境’过去从未有过，这几次的体验都因为接触到了有强烈宗教信仰的人。究竟怎么解释才好，可以好好讨论。不过，在有了这些体验之后，我非常理解为什么在他人看来很愚昧的、甚至瞎编的宗派和气功组织竟能吸引到那么多信徒。因为我自己的亲身体验，知道有些神奇经历别人难于体会，却使当事人着魔般地相信，所以我还是很理解对各种功法入迷上瘾并称自己有神秘体验的人。这类体验能够自然发生，跟是否有知识、是否懂科学并没有多少联系。”
在作者的调查了解以及朋友圈中，也有一些人曾有过 “神秘体验”。大多是练了什么功、信了什么东西之后容易出现。也有的是过去曾经有过，但不知如何解释，就作为一个谜放在心里。一旦遇到合适的外部条件，比如有神秘信仰的人讲到类似的体验，看到玄学思想的书籍，这些人或书对此做了宗教的、神学的解释，例如何宏的神秘体验被解释为有夙缘、有慧根，听到了‘万籁之音’，又能显现自心佛性。
我们注意到，这种说法没有解释现象本身，而是赋予它一些意义，通常将其解释为体验者有缘分、有慧根、有悟性等等，包含着对人的肯定、赞赏，是宗教及精神信仰团体引导新成员加入的常见方法。因为这种解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从根本上来肯定一个人的本性、肯定一个人的价值和潜力，这是最能打动人、最有诱惑力的。再加上找不到其它对神秘体验的解释作为参照和思考的资源，当事人就会很自然地被打动而进入其中，至少是想尝试一下。当然，尝试的结果会有两种，一种可能是，从此以后成为某一宗教、某一气功团体、某一精神派别的信徒，以这一宗派的教义或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信仰它并用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尝试的另一种结果是像何宏那样，“经过几个月时间，觉得不会有更多收获，就出来了。”《大众科技报》2000年9月-11月
何宏在这里强调的是，真实而神奇的感受带给人的深刻印象和心灵冲击，强调这种经历对人的影响，特别是对一些人走进宗教、走进某个信仰团体的作用。
信仰者的宗教感情和神秘经验是互为因果的，神秘经验常常以宗教感情为前提；而有了神秘经验，又会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其宗教感情。国内外不少精神信仰团体或膜拜团体专注于追求神秘体验，以增强信仰者的宗教感情。虽然对于这些现象，宗教心理学、宗教社会学、精神分析学、……，都有了许多研究，但研究本身尚未达到足够的完整透彻，已有的结果也没有较好地普及。
我们认为，神秘体验从现象上来说，如同梦境一样，是一种纯个人的、纯主观的感觉和感受。这种感受是真实的，但做何解释、如何理解，却因人不同。观察和研究表明，如果当事人做了神秘解释，往往是与传统文化中的神秘观念、神秘思想、神秘事物的影响有关系的，也是与内心对这些事物迷惑不解、或追求向往有关系的。如同鬼神附体现象出现的条件一样，那些自称鬼神附体的人，一定是成长在一个有着此类影响的文化环境中，或者一定是受到过此类思想和事物的影响，也一定是在思想意识或者潜意识中相信超自然事物的存在，相信鬼神的存在，相信灵魂存在。
在作者的调查和国外一些专门研究邪教问题的学者那里，都得到一个共同的印象，一些有着神秘经验的信仰者，比如声称自己天目（又有叫天眼的）打开了，能看到另外空间的神奇景象，声称自己能听到天外的声音，等等，如果这些体验对当事人极为深刻，他们又固守着这种体验和神秘解释，有时即便从理性上认识到自己所加入的精神团体可能是有害的、极端的，但从中走出来仍有相当的难度。
在科学对这一现象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还不能完满地认识和解释时，宗教的、玄学的解释就给了体验者以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神秘体验及其神秘解释是诱导人们走向宗教和坚信宗教（包括邪教）的又一原由。
（八）公众科学素养的局限
科学的发展使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深刻、越广阔、越接近真实，也使得人们的世界观从原先占据主要地位的神学宗教体系，逐渐地向科学世界观转变，或者是更多地融入了科学的因素。公众科学素养越来越成为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国民素质。在当代，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不仅提出各种促进本国公众科学素养发展的措施和行动计划，还定期进行测量和调查，以便及时了解公众科学素养水平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
中国科协在20世纪90年代初，借鉴国际通用的测试指标体系和方法，于1992年、1994年、1996年、2001和2003年进行了5次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范围为除台湾、香港和澳门以外的中国大陆18～69岁成年公众。
国际上普遍认为，公众科学素养由三个方面组成：1、对于科学知识的基本理解程度；2、对于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的基本理解程度；3、对于科学技术对社会和个人所产生的影响的基本理解程度。只要同时达到对这三个方面有基本的理解，就是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的水平。
2003年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1．98%，也就是100个成年人中只有近2人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这个比例在前几次调查中更低：2001年为1．4%， 1996年为0．2%，1994、1992年在0．2－0．3%左右。虽然最新调查表明我国公众的基本科学素养在逐渐提高，但比例显然还是非常低的。
2003年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显示，高达26．6％的人相信“相面”；22．3％的人相信“周公解梦”；20．4％的人相信“求签”；14．7％的人相信“星座预测”；4．8％的人相信“蝶仙或笔仙”。根据追问分析，其中真正相信迷信者占13．3％。
可以比较的数据是，1985年美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为5％，1990年为6．9％，2000年为17％； 1992年，欧共体公众科学素养水平达到5％；1989年，加拿大公众科学素养达到4％；日本在1991年已达到3％。 2001年，欧盟15国、美国和日本都对本国公民的科学素养进行了调查。我国在所有采用国际通用的指标体系进行本国成人科学素养调查的国家中排名最后。
另一个可以比较的数据是， 2000年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 中国12．95亿总人口中，接受大学（指大专以上）教育的共有4571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8%； 如果按照公众科学素养调查的年龄范围来推算，每千人中的大学以上人口比例会更高。再做如下比较：2000年全国100人中大约2．8人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2001年全国18－69岁的人口范围内，100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这两个数字的比较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真相，那就是：至少一半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不具备基本的科学素养。更不用说没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了。
然而无论是否受过学校教育、科学教育，人都有理解和认知的需求。早期的人类更像我们今天看到的动物一样，为了生存靠着一代一代的经验传授，本能地教育着下一代。后来发展出高级思维能力的人类有了学校教育，将已经认识的科学规律和方法传授给下一代。但这只是人们所受教育的一部分，那些科学未知的领域、不确定的领域、不完全不透彻的领域，都给神学的神秘解释、玄学解释留下了许多空间，而在科学已经有着透彻认识的领域中，由于教育和普及程度的问题，那些未普及之处的广大范围，仍然是混沌蒙昧的。 因而类似杞人忧天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着，而且也在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群体中不断发生着。
2005年7月4日，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各大媒体以 “惊天一吻”、“太空上演深度撞击大片”之类的标题，报道美国“深度撞击”探测行动。新浪等门户网站不仅设立专题报道，还做了这样的调查：“你认为本次撞击彗星会影响地球吗？” 投票结果为，28．2％（17650人中的4977人）认为对地球“会有影响”，23．27％（4107人）认为“不好说”，而认为“不会有影响”的有48．53%（8566人）。网易科学频道和凤凰网以“你认为撞击彗星会影响地球安全吗？”为题，进行网上联合调查，结果为33%认为“不会”（3342票），60%认为“可能会”（6112票），6%承认“说不清”。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到，相当多的人对此次撞击行动担忧，而从留言中看出网友们担心的主要是撞击会影响彗星的轨道，威胁地球的安全。
然而事实上，这次撞击对彗星轨道的影响，通过科学计算知道，几乎完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深度撞击”探测计划科学家唐•约曼斯说：从科学角度来看，“深度撞击”计划就好比让一只蚊子冲进一架波音767客机。因而这么多人的担心被认为是现代版的杞人忧天。
值得思考的是，投票的人群基本上都是有条件接触电脑并上网的知识群体。然而调查中这么大比例的人担心地球的安全问题，看来主要是因为对这种“深度撞击”的不了解，加上宇宙空间对于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一个所知甚少的领域，充满神秘的领域，也是充斥着神话与超自然力的领域，越是不了解就越是有威胁感、不安全感。不了解就是无知，无知导致无谓地担忧。
而对于做这件事情的科学家来说，这决不是一个冒险，一切都建立在对这个领域空间的了解之上，一切在计算之内，一切在掌控之内，偶然的不可知因素并不是没有考虑到，但其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0。而且决不会去考虑神的影响、超自然力的影响。例如，神会不会从中插一手？神会不会生气，不允许人破坏宇宙空间的原有存在和秩序？神会不会因此来报复人？……等等。
历史告诉我们，神学、玄学的解释和教育，曾经充满在人类知识的一切领域——充满在对自然界的解释，如万物有灵、地球为宇宙中心；充满在对人类社会的解释，如神的安排和奖惩；充满在对人自身的解释，如灵魂、病魔、…… 如今，这些领域正一点点被科学的理解取代，神学、玄学的领地在一点点后退、缩小。然而，说科学已经可以取代宗教解释的断言是过于乐观的。
各国的公众科学素养状况的调查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真相，现有的科学教育更多地只是科学知识的教育，而对科学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的理解，不仅在低文化阶层中，就是在高文化阶层中，也远远未达到基本的理解和认识。在科学与玄学的较量中，各自有自己的领地，各自有自己的信仰人群，很大部分的人处于中间状态，既有对科学的信任，也有在特定条件下，随时进入神秘信仰的可能性。
科学目前有限的探索能力，人们对科学的有限了解，公众的科学素养状况，成为人们神秘信仰的又一大原由。
综上所述，我们从生理、心理的因素（包括生存的需要、健康的需求、安全感需求、心理平衡需求、超越死亡的需求、神秘体验、科学素质的局限）、社会的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的不完善、科学发展的不充分）、还综合了历史的、传统的、文化的因素，阐述了人们宗教信仰及神秘信仰的原由。
每个人相信神秘事物、相信超自然力量，走进宗教、走进某个神秘信仰团体的原因和理由不一样，但普遍而真实的人心人性与社会、传统、文化的多重因素，共同孕育了神秘信仰。而且，这些因素将在可预见的时间内长期存在，因而宗教现象、神秘信仰的现象也将会长期存在。
四、神秘信仰的功能及其两面性
（一）对神秘信仰者的理解
传统宗教信仰也好，民间神秘信仰也好，它们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存在都有了千万年的历史，绝大多数的教派、教义和教主也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消亡了，甚至没有留下历史记录。新的大大小小的信仰团体和组织又在不断地产生和发展，无论他们宣称的教义教理如何不同，基本的共同之处是有神的信仰。
在中国，由于大多数人从小所受的学校教育是无神论教育，这种教育、特别是对科学精神的宣传是非常需要的。但我们认为，这种教育中缺少了一些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是不完整的教育。包括人们为什么会去信奉宗教及各种神秘信仰？宗教有神信仰为什么会必然存在和长期存在？等等。特别是“文革”中打棍子、扣帽子的批判和清扫，以及人们很少有机会去真正了解宗教及其信仰者，因此在很多人的思想意识中，自然将所有的有神信仰和宗教简单化地等同为迷信和愚昧。有宗教信仰的人在当今中国社会的背景下仍是少数，在一些人心目中他们是“另类”。
而在其它宗教信仰占国民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中，没有宗教信仰或是无神论者，则被视为“另类”。例如在美国，80%以上（也有统计90%、95%）的美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宗教强有力地影响着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每到总统大选以及参议员众议员换届之年，那些参加竞选的人们都在强调自己宗教信仰的虔诚和坚定。在美国，不能想象一个不信上帝的无神论者能竞选总统或议员。这倒不是有什么明文规定，而是美国社会不成文的默契和真实的现实。
另外，在主流媒体上也见不到听不到任何质疑上帝存在的文章和声音。如果你是无神论者，要想生活得平和安静，就不要公开与基督徒们争论上帝是否存在，也不要公开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要想与社区居民和谐共处，最好是与大家一块儿星期天去教堂做礼拜。在美国很多地方，尤其是在南方，无神论者被老百姓认为是绝对的异类，甚至被认为是“被魔鬼迷了心窍的人们”。在当代美国、西欧这些发达国家，相对来说，人们对于文化的多样性、信仰的多样性还是更具有包容性的，无神论者可以正常地发表自己的言论见解，出版自己的书籍刊物宣传品。在其它一些宗教国家，无神论者可能更被视为难以接受的另类。了解这些事实，可以让我们理解和认识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态，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人们具有什么样的信仰和价值观，常常是与他们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紧密联系的。
一些去美国的中国人看到一些无神论者创办的杂志，其中许多文章在劳神费力地讲述中国人小学时、中学时就知道的科学事实。一个有意思的对照是，尽管在每一次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中国在1992年－2003年共进行了5次），中国公民的综合科学素养在所有进行这项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一，然而却有三个科学知识的回答正确率高于其它发达国家，这三个问题是：1、就我们目前所知，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2、地球围绕太阳转；3、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为一年。我国公民对这三个问题回答正确的比例（应该选择“对”）分别是65、7%，80、3%，66、7%。（1996年调查数据。）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人类起源的，在许多宗教那里解释为上帝创造了人，称为“神创论”。例如基督教的经典《圣经》中就是这样说的。在美国社会和其他许多国家中，主要的大宗教就是信仰“神创论”的。而中国作为无神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凡是建国后上学的孩子，所学的都是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是说“人类是从早期动物进化而来的”。“地球围绕太阳转”对于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来说，更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问题了，但了解一些宗教历史的人会知道，“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围绕地球转）曾经是某些宗教神学包括基督教等对宇宙结构的解释，也是许多人的重要信仰。为什么我国公民在这三个问题上的正确率高于其它发达国家？一个最合情理的解释是，这是我国长期的统一的唯物主义及无神论教育的结果。这也又一次地告诉我们，人的认识和信仰，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所受的教育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
在中国，不少人对有宗教信仰的人不理解，简单地按照自己的想象或理解给他们贴上各种各样的标签，有的将他们视为头脑简单的，有的将他们看作精神空虚的，有的认为他们愚昧、迷信、浅薄，……等等。相反，在宗教国家，这些标签可能又是贴给无神论者的。总之，人们经常会以自己的思想观念和经历体验为标准去衡量与自己不同的人，这就导致了相互的不理解。
所谓理解，意味着懂得其他与自己不同的人为什么会与自己不同，懂得他们为什么会去做、会去相信在自己看来是不必做和不该相信的东西。理解意味着对背后原因的了解，甚至是对某种规律的认识。真正的理解才会有真正的包容，才会去寻求和谐共存的基础。而不理解或认识的偏差，会导致社会不同信仰群体的隔膜、疏离，会埋下不和谐的隐患，甚至会上升至国家政策的层面，导致重大的决策失误，如文化在革命中的极左的宗教政策，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宗教信仰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长期性认识不足。在经历了这些重大曲折之后，我们才又开始去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和规律，探索和纠正对宗教和宗教信仰者的不正确认识和做法。
在现实社会中，我们常常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有神信仰者会非常强调有神信仰的好处，包括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而无神论者又往往强调有神信仰的危害，也包括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事实上，如同事物都有两面性一样，有神信仰也是一把双刃剑，也有它的两面性。任何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在探讨信仰问题、宗教问题时，都会客观地阐述它的两面性，也就是宗教信仰、有神信仰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的正功能和负功能。这是事物的本来面目，需要去全面完整地把握。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一个各种信仰和价值观群体共存的社会，认识有神信仰的正功能和负功能，对于不同信仰者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对于不同群体之间的交流、对话与沟通，对于社会的和谐进步都是有益的。
（二）有神信仰的正功能（出书时编辑将此节内容与后面的（三）调换了）
20世纪90年代，作者（编辑将所有的“作者”改换为“笔者”）在江苏南部地区调查中遇到了一位当地基督教牧师，年已70多岁的他红光满面，目光慈祥，平静地讲起了他在神学院的学习，在文革中的非人遭遇。我们惊讶于在这样一个乡村地区，还会有神学院毕业的神职人员。他告诉我们，当地居民信奉了基督教之后，邻里之间有什么矛盾不找村干部，都是找他去调解，乡风民风比过去好了许多，近几年的刑事案件发案率都是零。他指着不远处的教堂告诉我们，那是信教的村民们集资捐助修建起来的。一到做礼拜的时候，远近的教民们都会赶来。我们跟随他走进教堂，看到前来参加宗教活动的村民有一两百人，好像是一个洗礼的仪式，其间牧师让助手给大家发放圣餐，很少一点点像干馒头一样的东西，当时对宗教基本不了解的我，看到村民们在叽叽喳喳中传递这些东西，心中很不以为然，不像电影中看到的西方教堂中那样庄严肃穆的气氛。可是，当牧师领着大家唱起赞美诗时，这些穿着朴素的，甚至可能没有来得及更换，衣着看上去有些肮脏的农民们，认真熟练地唱了起来，有的看着手里的赞美歌词，虽然音调不准，却神情虔诚。
共同的宗教信仰将这些农民们凝聚在一起，他们交流着信教体验，传播着牧师告诉他们的教理教义，那是一些已经通俗化的人生道理，既便于农民们接受，又将神的概念贯穿其中，以神的教导的名义来述说，增加了其威严与神圣性。
在这里，有神信仰的正向功能在乡风民风的变化中体现了出来，邻里之间的矛盾冲突减少，对个人对家庭都是好事，而发案率的降低，则体现出宗教信仰对社会稳定的正功能。
由于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是宗教国家，有神信仰者占人口的大多数，宗教又是一直存在于人类社会的有重大影响力的事物，因此，对有神信仰、宗教信仰的正功能中外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多有研究。中国有它的特殊性，一提到宗教，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就认为是迷信愚昧而排斥，对宗教信仰、有神信仰的正功能很少有人去特意关注，但实际上，由于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神秘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了，在可预期的将来，这一群体的人数还将会增加。因此，应该对这一问题有更多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了。
人是一种很特殊的生命，无论是缺衣少食，还是丰衣足食，无论是高官，还是巨富，哪怕是什么都有了之后，很多人还要问：人活着为什么？死了以后到哪里去？长久以来，人们或者通过宗教、或者通过科学来寻找和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所谓对人的终极关怀的问题。然而，有人问过这样一个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科学的无神论的答案却很难赢得大多数人的喜爱呢？
让我们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先从正功能的角度来理解宗教和有神信仰的作用。
第一，宗教和有神信仰的心理调节功能。
有神信仰的心理调节功能是指通过宗教思想和信念，把人们原来心态的矛盾、冲突、不平衡调节到相对平衡的心理状态，由此使人们在精神上、行为上和生理上达到有益的适度状态。
（1）给人的存在赋予了意义和目的
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苦苦追问，我活着为什么？宗教及有神信仰将人类放在一种宏大的、神圣的、超自然的体系中，来解释和定位人类的角色。通过将人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又慈悲无比的神联系在一起——只有信仰才能与神联系在一起，从而受到其庇护，并获得永生，甚至自己就可以通过修炼来成神成佛而获得超越。有神论就是这样通过“信仰”、“庇护”、“永生”、“永恒”和“超越”来帮助人们回答这一类问题。通过认同和接受这种回答，许多人从中找到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目的，获得了内心的安宁和平静。而科学不仅诚实地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承认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进步，却不承诺任何生命永恒的担保，不提供永久强大的庇护，也不承诺信我就可以改变命运。
与宗教和有神论的承诺与提供相比，科学的无神论的真实，显得过于理智、冷静甚至对有些人来说是冷漠、残酷，因为它提供的是有限的缓慢的希望，剥夺的是人们长久的永恒的期盼。尽管科学的无神论说，那是一种虚假的希望，虚假的承诺，但正如许多研究者和智者看到的那样，只要当事人相信那是真实的，虚假的承诺同样能够提供真实的安慰，而这正是人所需要的。所谓效果是硬道理。如果说，有神论提供的是精神需要，科学提供的是真实真相，那么很显然，人既需要真实真相，也需要无限的希望，这就是真实的人心人性。
此外，在人类对生命意义的探求中，也包括了对绝对的道德内涵和标准的追求，总是要问：“什么是最高的道德标准？”这也是人类的一个梦想，想要找到一种最终的尽善尽美的道德评判标准。不同的宗教教义或有神信仰的理论体系中，也都往往包含了这种内容，使信仰者可以从中得到解答。因此，宗教同时也充当了评判各种行动、目标、理想、观念的准绳，成为超越于一切之上的评判官。信仰者与这种凌驾一切的“真理”相联系，也从中获得内心的踏实与安宁。
（2）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
人类的基本处境之一，就是要始终面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人的现实存在，就是要面对客观世界的各种偶然性和复杂性，面对各种无法预知的突然事件。在战争地区、贫穷地区、社会动荡不安的地区，这种不确定性更是时时悬在人们的头顶上，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在当今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革带来了更多的未知，就业的压力和不确定性增加了，婚姻的不稳定性增加了，人际关系和所处环境的变化增加了，还有其它打击挫折和不幸遭遇的来临……。宗教或有神信仰的另一个心理调节功能，就是将信神与人的命运改善相联系，从而帮助人们去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克服对未知的恐惧和对未来的焦虑。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几乎所有的宗教和有神信仰的教理教义，都有对来世的解释和承诺。如果说，有神信仰对人们活着的时候的未知和不确定性提供了精神上的支持，那么，多数宗教也为死亡这一最终的未知领域，提供了特定的安宁和希望。
（3）使人们可以超越平凡生活
由于感到自身生命的平庸、脆弱与短暂，人们自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或者是能够与一种强大的无所不能的超越了日常生活界限的“他者”建立起某种关系，比如与上帝、真主、神、佛、教主建立起联系，成为其信徒、弟子，而获得超越自我和超凡脱俗的感受；或者是通过建立这种关系，在其指导下修炼、修行，达到超脱凡尘的愿望。如当今许多新兴宗教和精神团体的领袖、教主，都承诺加入其团体、听从其指导，就可帮助人们实现他们的愿望。
（4）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认同感
认同是人们在思想上趋向于共同信念和价值观念的一种现象。宗教中的人们主要是通过两条途径来达到认同的：一是通过加入某个精神团体，获得成员的资格，帮助人们回答“我是谁”、“我是什么”的问题。例如加入基督教、佛教或其它信仰团体，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团体中的人们就有了共为一体的认同感。二是通过它的社会意识形态，它的教义教理。成员在学习教理和参加信仰活动的过程中，接受并相信了各种有神论所提供的道理，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和价值观，产生了认同感。与其他组织相比，宗教信仰组织提供了更强的认同纽带，因为它鼓励人们去领略和分享那些“终极”的价值和信仰。而世俗社会的价值观相对而言更多元，特别是不具有“终极”的特性。美国宗教社会学家威尔•海伯格曾经指出：“美国人建立其认同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到新教、天主教或犹太教这‘三个民主宗教’之一中去当教徒。”托马斯•F•奥戴：《宗教社会学》1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可见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重大群体认同功能。在中国也是同样。作者在参与式调查的过程中，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传统宗教和民间宗教的成员内部之间，共同的信念和信仰把他们联结在一起，有一种自己人的感觉。这与靠血缘关系联结的自己人感觉是不一样的。这种融入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也有助于人们的心理调节与平衡。
（5）帮助那些处于生命转折阶段的人们度过心理振荡和心理危机期
几乎所有的宗教对人类生命周期中的主要事件，如出生、疾病、老迈、死亡，以及青春期、结婚等等都进行了注解，都有自己的特定解释，赋予了能给人安慰或期待的意义。许多宗教还围绕这些事件发展出了一套仪式体系。人生中的这些转折阶段总是会给人们及其家人和朋友带来紧张，带来心理振荡，甚至难以承受的心理危机，而宗教所提供的仪式，如婚礼、洗礼、葬礼等，有助于人们消除这种紧张和危机。在亲友们共同参与的丧礼和临终告别等仪式中，在神职人员主持下，整个过程的运行也给人带来安慰。在中国，除了有些宗教可以提供这些仪式外，没有仪式的信仰团体成员也可以从自己的信仰理念中获得心理上的支持和帮助。
综上所述，有神信仰的心理调节功能包括了给人的存在赋予意义和目的，为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和慰藉，帮助人们发展出一种认同感，使人们可以超越平凡生活，帮助那些处于生命转折阶段的人们度过心理振荡和心理危机期，等等。
第二，宗教和有神信仰的行为规范功能。
宗教和有神信仰的行为规范功能主要是依靠宗教道德来施行的。而宗教道德具有其特殊的神圣性、约束性和感化性。表现在：
（1）强化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念。宗教和有神信仰的行为规范与世俗社会的法律与道德规范在内容上有许多是重叠相同的，它们的最大差异，是宗教借用神的名义，将其行为规范神圣化，使其行为规范具有了神圣性。这既强化了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价值观念，而且还具有其独立的自我规范作用。例如《圣经》中对于信徒行为规范的十诫，其中许多都与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是相同的，如孝敬父母；不许杀人；不许偷盗；不许作假见证陷害人；不许贪恋他人财物等，但因为出自《圣经》而被神圣化，犹太教以此为最高律法，基督教亦奉为戒条。禁止婚外性关系的规范也因为圣经中“不应通奸”的戒律，而被给予了强大的道德支持。再如佛教十戒及其它宗教的各种戒律，由于被赋予了特殊的神圣光环，而具有了特定的行为规范功能。经过神圣化了的道德规范与价值观，可以在人们的个人愿望与社会需要发生冲突时，使个人毅然面对必须做出的牺牲。例如在战争年代中，在艰苦环境下，在其它需要个人奉献社会的地方。
（2）有助于控制越轨行为。世俗社会通过人为的奖励和惩罚来鼓励人们遵纪守法。宗教或有神信仰则增加了另外一种尺度：超自然力。
一是超自然的奖惩力：几乎所有的宗教教义或教理都包括这样的内容，如果服从宗教戒律、遵从社会规范的人，将会得到人力所不能及的回报：例如，在危急时刻神的相助、保护虔诚的信徒不受敌人伤害、来世将会幸福、生命将会永恒等等。这些只有超自然的神力才能做到。而那些背离了戒律和规范的人，则会受到超自然力量的惩罚，比如说命运不佳、挫折众多、备受折磨等等。中国人用一句通俗而流传甚广的话语做了描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这里的所谓“报”也是指超自然力的奖惩报应。
二是超自然的洞察力。宗教还为社会控制过程增添了人力所不能及的超自然的洞察力。对于不信神、不信超自然力的人来说，如果犯下越轨行为，只有在有人看见并举报的情况下，才会受到社会的制裁。而宗教和有神信仰通过无所不知的神灵或超自然力，将洞察力或侦察力延伸到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人无论做什么都有神在观看着、监视着。中国人有“三尺头上有神明”的说法，就是说人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神灵的监视。神灵或者是超自然力，自会明辨是非、扬善除恶。更加令信仰者担忧和害怕的是，有些宗教对于人仅仅是藏在心里的越轨想法，或者是不道德的念头，都进行谴责，甚至给予宗教的惩罚。因此，宗教对个人的良知有着很大的影响。一些宗教也为越轨者提供了赎罪并重新加入社会的方法，例如忏悔和洗罪仪式。在许多现代宗教中，赎罪常常还伴随着某种适当的自我惩罚形式，例如，更经常地去教堂，严格的斋戒，或者是从事义务服务，取消某种休闲娱乐活动等等。
三是特殊的感化力。宗教道德用以规范行为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宗教道德的感化性。基督教的感化形象是耶稣基督，伊斯兰教的感化形象是穆罕默德，佛教的感化形象是释迦牟尼。《圣经》、《古兰经》和《佛经》及相关的宗教经典中，都有大量的关于他们感人圣迹的记载。这些既生动又具有典范性的形象，被奉为人类真善美的化身，被视作至高至善的典范。对于他们的崇拜更能促使信徒发自内心地遵守社会及宗教道德的行为规范。
相比较而言，宗教道德是在遵照神明意志的前提下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使它比一般世俗道德多了一层信仰机制的约束力。
第三，宗教和有神信仰的社会控制与整合功能
在政教合一、国教制和宗教民族化的国家和民族中，宗教或者占据着统治地位，或者具有重大影响。一切居统治地位的宗教都具有维护和稳定现存社会秩序的功能，非统治地位的宗教也往往能够团结和凝聚不同的社会群体，平衡他们所遭遇的社会不公，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辅助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功能。
（1）通过宗教活动和仪式，把社会成员联结在了一起
宗教活动以它的特定方式，把社会价值观念神圣化，使信仰者在参加宗教活动时产生巨大的忠诚感。
著名社会学家迪尔凯姆注意到，那种共同的忠诚感是潜伏在人们的宗教仪式和信仰中的一种巨大而神奇的力量。在对澳大利亚土著部落阿伦塔的神圣图腾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迪尔凯姆指出，信仰者们在参加宗教活动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令人敬畏的力量，其实质是社会对其成员所施加的一种强制力。作为宗教社会学中的重要观点，迪尔凯姆认为，在对神圣力量和超自然力的颂扬中，人们实际上是在构建某种类似物，通过这种构建，人们表达出了潜意识中对社会加在个人身上的强大力量的感知。
迪尔凯姆进一步指出，当与我们同样虔诚的其他人也在场时，尤其是当我们参加以赞颂对社会中的他人承担责任为主题的宗教仪式时，我们会更加敏锐地感受到这种力量的存在。因此，阿伦塔人为了表示对他们图腾的敬意而跳的仪式性舞蹈，同时也是对其部落统一的象征性表达，它使人摒弃个人私利，并产生一种可以共享的、被放大了的部落成员间的团结感。图腾成为了社会所拥有的某种能力的外显象征物，这种能力使得社会可以接受或拒绝个人，以及改造和塑造个人。［美］戴维•波普诺《社会学》45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宗教仪式是一种组织信仰者的手段，通过它将信徒们集合为一个群体。心理学家认为，仪式的庄严形式和不断重复有助于恢复人们的整合感、认同感和安全感。一位没有宗教信仰的朋友在遭受了某种人生挫折之后，参加了一次基督教的礼拜活动，深有感触地对作者说：“那种宗教形式真的很有魅力，很有诱惑力。在那里你可以安心地承认自己弱小，把自己交给上帝，信任他，依附他，被他包容，他永远不会抛弃你。人有的时候很弱小，很多事情是自己能力达不到的，但人又要去抗拒痛苦，想要把自己的心锻炼得很强，不断这样去做会很累。而走进教堂，敬仰着看不见却想象完美的上帝，聆听那赞美的歌词，很美，真的很美，让人觉得非常安然，可以舒适地躺在上帝的怀抱中，不必有任何痛苦和彷徨。”宗教仪式和活动带给人的安全感、整合感在这里得到了很好的表达。
（2）有助于人们在艰难生活和社会不平等中获得平衡
实际生活是不完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巨大。弱势群体对此感觉更深。地位较高的群体和个体也会在人生的不同时刻有他们的特定问题和需要。在人的众多需要中，消除痛苦的需要是最基本的。对一些人来说，疾病的痛苦、贫穷的痛苦、婚姻不幸的痛苦、失业及工作不顺的痛苦折磨着他们；对另一些人来说，未来死亡的痛苦、抱负未展的痛苦、成就感不足的痛苦等等，同样苦恼着他们。而真实严酷的现实是，对一些人或人群来说，在他们有限的生命时光中，我们的社会难以让他们看到结束痛苦的希望，或者，他们也没有能力扭转他们的不幸。在这种状况下，宗教和有神信仰就会成为人们消除痛苦最有效的心理机制之一，因为现实生活和可预期的将来不能给底层的、贫困的、弱势的人们提供有力的回报和补偿，而宗教却承诺在来世提供这些。一般的宗教教义都宣传天命论和宿命论，认为每一个人的生活命运都是由上帝、真主和神决定的，无法改变。服从神的安排，安于自己现实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甘心承受一切现世中的苦乐福祸，是应有的态度和选择。任何宗教还给其信徒们提供达到较高道德地位的机会，这有助于弥补他们社会地位的低下。一些宗教强调信徒一律平等，一些宗教则把其拥护者们看成是特殊的精英。
宗教还试图通过影响强势群体或地位较高的群体的行为来解决不平等问题。宗教一般都提倡仁慈、宽恕、友好、帮助不幸者以及放弃傲慢和虚荣。虽然这也许无助于改善贫困者和无权者的现实境况，然而这些主张却有助于减缓弱势者的不满情绪。宿命论、来世论等宗教思想有助于人们妥协于艰苦的生活和社会中的不平等，从而达到了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的目标。
（三）有神信仰者是否更有道德
正因为有神信仰对于人的心理、人的行为、对于人类社会，在一定条件下，会产生较好的甚至强大的正功能，因此许多宗教信徒都会强调有神信仰的好处。历史上和当今世界也有不少深刻体会到宗教信仰正功能的学者和信仰者，期望将优良的宗教情操、宗教道德扩展为整个人类的共同价值。特别在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出现问题，被人们普遍关注时，他们更会强调有神信仰对于道德建设的好处。
有一种具有代表性的、在我国也是在一定范围内流行的看法认为：无神论教育是社会信仰危机的根源，也是社会道德危机的根本原因。认为如果人相信神，相信善恶有报，相信做什么事情有神看着，就不敢去干坏事，相反，不信神就会使人为所欲为，什么坏事都敢干。这听上去确实非常有理。由这个看法延伸出来的结论是，有神论信仰可以使人有内在的道德约束和行为约束，社会风气、社会道德就会相应的好。继续延伸的极端结论是，有了有神论信仰的内在约束，也就不再需要法律等外部力量了。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常常会举一些实例来证明。这种观点也从一个特定角度极大的支持和支撑了有神信仰者，得到强烈的共鸣。
那么，有神信仰是否更能够使人有道德呢？或者，有神信仰者事实上比无神论者更讲道德？这里我们通过比较的方法来做一些分析。
1、有神论和无神论分别用什么来约束人、规范人？
我们看到，有神论约束人、规范人的主要方法，是依靠有神的思想观念来进行教育，比如通过学习教义、教理、戒律等等。凡是以有神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宗教、教派及团体组织，都会有一套关于神与世界、神与人的关系的理论。比如世界是神造的，神是来拯救人的，人应该如何信神、敬神，违反教规和怀疑、亵渎神灵有什么后果，等等。相应地还有许多关于伦理道德的思想观念，例如，人应该如何做好人，如何行善等等，并特别以因果报应、地狱惩罚等理念来进行警告警戒。也就是说，用这种人神关系的理念以及派生出来的规范规定，对人进行教育和约束。
无神论用什么来约束人、规范人？相同的地方有，也是用思想教育的方式，教育的内容包括了（不认为神在其中起作用的）科学的道理、伦理的道理、以及所有关于人与世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也就是目前人类科学已经认识的许多规律和道理，通过教育传授给人。人还有在自己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也不认为神在其中起作用的）经验和常识，用以自我教育和教育下一代。
除了思想教育外，无神论者还主动运用法律的力量、制度的力量、家庭的力量、舆论的力量、经济的力量、……，来规范约束人的行为。
2、有神论和无神论规范人的机制是什么？
有神论期望依靠完全的自律、自我约束，也就是通过让受教育者完全接受有神论的思想观念，完全相信人神关系等理论，使这些思想内化为人的信念、人的价值观，并成为人的行为准则。它的约束机制是：教育——内化——自律。期望依靠信神者的内部力量或主观意愿去实现普遍的长久的道德自律。（这是否只是一种主观的不可靠的理想，只要去面对古今中外大量信神者的所作所为，会不难做出判断。）
无神论者的约束机制是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自律来自于自我道德理性，他律来自于多重社会合力。 “自我道德理性”是人在接受伦理的教育、生活的教育、科学的教育、实践的教育中形成的，是自律的力量；“社会合力”是由法律的、制度的、经济的、家庭的、舆论的……社会力量共同组成，是他律的力量。它们共同作用形成了行为约束机制。
无神论对人的行为约束机制，既有教育——内化——自律这种作用过程，也有众多外部力量作用的过程，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其实，这些外部力量同样对生活在现实中的有神论者起作用，很多时候还起着主要的重大的作用，只不过有些人不愿正视不愿承认。如果承认的话，仅仅靠有神信仰就可以拯救道德、提升道德的观点就站不住了。
3、有神论和无神论对人的规范建立在什么心理基础上？
有神论 建立在人对神权力量、对超自然力量的敬畏心理上；对报应惩罚的恐惧心理上，对来世未来的希望心态上；无神论建立在人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理解和尊重上；对法律法规的认同顺从上（法律法规也是人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与提炼）；对美好社会的追求期待上。实际上，两者的心理基础心理特点都是人所共有的，都指向个体幸福、社会美好。所不同的是，有神论者对神的敬畏顺从，是因为神的力量对人而言，是绝对的无限的，而且永远是不可知、不可控的，是异己的力量；而无神论者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服从，是因为自然规律的力量对人而言，是相对的，是可以被不断认识的，虽然认识永无止境，但可以逐步接近和更大范围的把握，可以由此增加人的福祉。例如天花病对人来说，曾经是无法控制令人恐怖的神灵， 随着天花被认识被控制被消灭，痘娘娘这个神也就不复存在了。又如，当人对自然资源过度利用而出现了种种不良后果，使人认识到生态平衡是自然界的一大规律，于是人们学会去尊重这一规律而约束自己的行为。再如，在国与国、人与人等各种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国际关系中，如果人们一味强调自己的利益而忽略对方的要求，就可能不断碰壁受阻，难以推动事情的解决和进步，于是人们逐渐认识和总结出社会关系中的“换位思考”、“互利共赢”等各种顾及他人和整体的道德观，也是某种科学的规律，并去遵循它。
所以说，无神论者最基本最常态的自我约束就是，尊重科学和自然规律，不断调整和改变自己违反或不了解规律的行为。这也是无神论者讲道德的心理基础、科学基础和根本体现。
相比较而言，有神论约束人的力量，建立在人对超自然力量的非理性相信的基础之上，而无神论约束人的力量，建立在人对规律的认识与尊重的理性基础之上。
4、有神论和无神论用什么来衡量是否有道德？
我们知道，衡量标准不同，结果也就不同。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是：
▲以是否信神为衡量标准。衡量的结果自然是不信神者都是不道德的。
▲以是否信我这一门的神为衡量标准。按这个标准衡量，不仅无神论者，其他门派的有神信仰者都是不道德的。而且有些门派的说法，如果不信，不要说是有道德，还可能受惩罚甚至下地狱。
▲以是否符合本门教义规定为衡量标准。不同的宗教教派、类宗教团体有不同的教义和规定，而这些规定中，会有部分与其他门派相一致，与世俗的法律法规相一致，也会有矛盾冲突的，那么，矛盾冲突的部分，只有按照我这一门要求去做才是正确的道德的。
以上这些道德衡量标准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准则。将这种特点换一种表达就是：“我的信仰至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我信仰的真理（教义）至上，超越一切。”可以看到，古今中外层出不穷、延绵不绝的宗教纷争、流血冲突，很大部分都来源于此特点。
那么，无神论者用什么来衡量是否有道德？首先以社会公认的法律法规为标准。一般来说，法律法规是实践的总结与提炼，是得到共识和公认的道德规范标准。而且在完善过程中，又体现了发展着的道德观，是相对而言，更合理、更公平、更好操作，也更体现正义的。法规之外的道德标准，也是以社会公认共识的一般标准来衡量，例如不损害他人、以大局整体为重，等等。
如果比较的话，有神论的道德衡量标准，大多建立在门派理论、教义规定的基础上。这些规定，既有普遍公认的一些标准，（如不能杀人、不能偷盗等等，）也有许多只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的需要和认识，在今天看来却是不人道或不符合科学规律的（如将人工流产视为杀人等等）。无神论的道德衡量标准，更全面更深入地建立在人类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不断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也能够跨越宗教偏见和定见，更普遍地反映了人们的道德共识和公认。
5、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遵守道德规范和行善做好事的原因动机是什么？
一般来说，有神论者遵守道德规范往往是因为害怕神的惩罚，害怕不良报应，或者为了取悦于神，还有对来世的顾忌和期待。由于在有神论教育中，人与神的关系，神对人的绝对权力，人的生前行为与死后去向的关系等等，都是基本的内容，因此信仰者的害怕、取悦、期盼等心态的产生，应该是自然正常的了。
无神论者遵守道德规范的原因，主要是在社会实践中认识到，只有遵循法律法规、公共道德，才会有正常安宁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环境。他们对于生活中触发或引诱违法的因素，虽然不会害怕神的作用，却同样害怕法律的惩罚、舆论的谴责；虽然没有对来世的顾忌，却同样希望今世今后更美好。因此，如果就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遵守道德规范的原因来比较的话，或许不存在谁比谁更道德的问题。
有神论者慈善行为的动机形成，也与有神论的教育有关。所以他们的行善， 往往是作为死后上天堂的投资，付出是为了回报。有些宗教中讲行善不求回报，但是可以积阴德。其实就是不求现世的眼前的回报，但求来世长久的更好的回报。行善如同存银行的资本，多行善多积累多得到。因此有其伪善的一面。
无神论者行善做好事的原因动机众多复杂，有物质的原因、精神的原因，有经济的原因、政治的原因，个人感情的原因，有主动的，有被动的，……有发自内心真诚付出的，也有明确说明各种原因的，还有不表明真实目的的。所以，如果就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行善做好事的原因动机做比较的话，也是要具体分析的。一般来说，有神论者或许更多地掩盖了其为私自利的目的；而无神论者可能更多地体现了自利和他利的统一、自我满足与公共利益的统一。这或许是更真实也更道德的。
（四）神秘信仰的负功能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比较了有神论和无神论的道德观和道德基础，论述了有神信仰的正功能，也初步涉及了包括有神信仰在内的神秘信仰的两面性或多重性。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和认识到，无论是有神论者还是无神论者，在一定条件下都会走向有害的极端。下面，我们将着重论述神秘信仰的负功能、负作用。这是许多有神信仰者没有意识到，或不愿看到的。但只有正视事物的两面性、多重性，全面完整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才是一个清醒的信仰者。
近几十年中，在世界范围内，由于各种带有神秘信仰特点的新兴宗教和各种有神信仰的精神团体层出不穷，其中有一些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演变，对社会、对人类产生了很大危害，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如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教、天堂之门教等等，中国也出现了一些对社会和人的身心健康产生危害的精神团体。在西方，自从当代邪教出现以后，许多英文文献将其称为cult。新英汉辞典对cult的解释为1、礼拜、祭礼；2、狂热崇拜，迷信；3、［总称］崇拜者，群信徒；4、异教、邪教；5、（排斥科学）依靠信条的治病方法。《新英汉辞典》上海译文出版社299页，2000年 西方研究者一般认为cult是一种膜拜团体，其教主的类型是卡里斯玛（Charisma）型的，综合中文对Charisma的解释有：神授的能力，（吸引效忠的）领袖气质，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感召力, 教皇般的指导力等。这种类型的精神领袖很容易与狂热崇拜的信众相辅相成，互相造就——信众对领袖无比崇拜，领袖对信众精神控制。正因为这一类型的精神领袖对信众有极大的感召力、号召力，容易形成个人崇拜的狂热，教主也就很容易成为一切个人说了算的独断专制者，当然他多半会借助神的名义使独裁专制合法化，或者自己就是神，自己所说的就是神在宣说真理。
奥姆真理教、人民圣殿教、太阳圣殿教、大卫教、天堂之门教等等，就是cult类型的膜拜团体，他们也是在逐步发展的过程中渐渐演变，一步步走向极端，成为具有危害性的邪教组织或团体。他们的教主对信众也是具有极大的思想影响力和掌控力，甚至达到了精神上的控制——让信众一切听从服从的地步。一旦达到了这种程度，潜在的危害就时刻有可能出现。因此，力图进行精神上的绝对控制，是一般膜拜团体或精神团体走向极端的最重要因素。
有神论信仰是一把双刃剑。剑的一面是，信神确实能对人的行为起到某些规范作用、约束作用。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约束是有限的，也是有条件的。如果“神”的主张、教义教规的主张与社会法律、公共道德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么一般情况下，信神能起到较好的作用。遵守教义实际上就是遵守社会法律、公共道德。或者更进一步，为了得到来世或永生的利益而放弃或贡献一些现世的个人利益。（放弃个人利益并不一定是有道德的，有时会纵容助长非正义非公平，阻碍社会进步和人类成长。）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实际上既表述了宗教的心理调适功能，也清楚地指出了它可能带来的负功能。宗教信仰或有神信仰会像鸦片一样使人对身体和精神的伤痛感觉迟钝，宗教使人们相信宿命，消极对待或逃避现实。降低人们改变自己现实状况的愿望，降低人们推动社会进步的行动力和意志力，阻碍必要的社会变革。
同样，宗教也会延缓思想领域的变革。宗教强调信仰虔诚，强调神谕的不可变更性，因而很容易将人的思想僵化和绝对化，妨碍人们对科学发展和社会变化的适应。例如“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一推断，曾经是人类凭着自己在地球上的观察，凭着日落日出的现象得出的错误结论。而这一结论被宗教神学扩展为对整个宇宙结构的推断，并以神的名义将其神圣化，绝对化，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对科学和社会进步产生阻力。历史上很多国家的天主教会都有自己的“异端裁判所”，也就是“宗教法庭”，残酷迫害“异端分子”和“异端嫌疑者”，包括进步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对他们秘密审讯，严刑拷打，没收财产，监禁流放和火刑。
宗教和有神信仰的另一个负功能是，使社会冲突更难解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和有神信仰通过使个人接受宗教价值及信仰而产生认同。但这种认同的专注与执着也会束缚着人，阻止人们学习和接受可能更适合于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还容易引起排斥其他宗教、教派和文化价值的情绪。例如在印度的印度教、伊斯兰教和锡克教教徒之间的斗争中，就是相互之间各执一端，排斥异己，表现出强烈的宗教认同所带来的负效应。在全民族共同信仰某种宗教的地区，宗教所带来的认同感往往会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容易造成与其他民族与国家的紧张关系。中东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的长期冲突中，一直有宗教因素在发挥着作用。
通观人类历史，宗教的狂热和理想已经导致或加剧了许多地区和国际间的纠纷。特别是在原本是世俗的政治争端中，当斗争双方都给对方贴上宗教的标签时，冲突的解决就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用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对手，较之宗教的眼光、道德的眼光，会更容易达成妥协。而宗教过度的自我认同偏执和对异己的排斥，加剧了矛盾冲突解决的难度。
从中外历史和当今世界的现实看，已经非常深刻地揭示了，宗教及神秘信仰在一定条件下，更容易将人的行为推向极端而难以约束，更容易使人为所欲为、什么事情都敢干。因为只要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自己相信的教义、符合自己相信的神的旨意，就可以去做、甚至去殉道、去献身。而人类历史上自称为或被称为神、救世主的（还有其它名目众多但含义一样的称呼，）历代层出不穷。在神的名义号召下出现的种种对抗争斗，以及残酷血腥的事件，如果愿意去查阅，太多太多了，数不胜数……挑起这些对抗最简便也最有力的方法，就是对信众宣称，这是神的旨意、这是天意、这是护法、这是圣战……在神意天意的名义下，还有什么不可为不正当的事情呢？！（在某些特定条件下，相信或利用神的名义有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需要做具体分析。）
再看一看当今世界众多恐怖组织和恐怖主义者的有神论信仰背景：那些飞向世贸大厦的9.11斗士，是如何按照神的召唤奔赴他们向往的至高荣誉；那些准备赴死的人肉炸弹，临行前给亲人和世人的录像录音中，称神称主的誓言和目光是何等从容坚定；震惊世界死伤一千多人的俄罗斯人质事件，一位幸存女孩告诉记者，“绑匪跟我们说，真主是唯一可以信仰的神。我看到他们试图说服我朋友的母亲成为一个黑寡妇，……”《金陵晚报《俄人质事件六大内情曝光》》2004年9月6日这里我们不是非议人的信仰本身，任何人的信仰都应得到尊重，而是要了解极端行为有可能借助信仰变得为所欲为，难以控制。
有神信仰者干出的种种非人道非道德事件，在当今世界的每天每天都在发生……只要相信、只要认为自己的行为符合教义、符合神意，一切都可不必顾及。
所以说，有神论教育或有神论信仰是不是更能起到道德约束作用，一定要具体分析。事实上，只要真实面对当今人类的真实现状，就可以看到，信神只是维系社会秩序和道德的多种力量之一种。如果仅仅以这一种力量来维系道德，来约束人的行为，显然是太脆弱、太不可靠、也太容易被利用了。同时，许多有神论者的“信仰至上”特点、“排他性”特点、“自我中心”特点，“为了来世得到”的特点……，都可能也容易使人走向极端。
在当今中国，在气功、特异功能热潮中影响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团体之一法轮功，其影响至今在国内外仍然存在并延续，对于它的考察和认识，将会是极有意义的，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下面我们以法轮功为研究个案，以精神控制问题为专题，探讨有神信仰的负功能。
我们看到，一般的邪教组织或极端团体，所以会产生各种社会危害，与这个团体组织的领袖人物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其教主或领袖宣讲的理论含有极端的成分，又试图在思想上行为上控制其成员，以使他们绝对服从，那么，其有害的成分迟早会发生作用。这里以精神控制作为研究主题，以法轮功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作为分析的对象，从思想影响的程度、来源、方式、后果等多个层面，比较一般的思想影响与精神控制有什么区别。通过比较的方法来认识法轮功进而认识更普遍的类似事件，认识思想控制这一复杂的人类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
我们知道，精神控制是一种思想影响，而思想影响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精神控制则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影响。精神控制，也可称为思想控制、或洗脑。人们发现，这种现象在当代一些逐渐演变走向极端的组织、团体、教派中，能够被最经常、最明显地观察到和感受到。
199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政府根据法轮功的理论所带来的社会后果，将其定性为邪教，并将精神控制作为法轮功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除了法轮功群体对所谓精神控制根本不承认之外，许多外围的人们也很难理解。法轮功作为一个介入人数众多又兴起不小波澜的团体，在不少人心里留下困惑。困惑之一是，怎么会有许多知识分子，以及经验丰富的领导干部、颇有阅历的中老年人陷入其中呢？然而让我们看一看当代历史中与我们最接近以及直接相关的大事件，或许我们就不会轻易地以为我们能够不卷入那些在事后看来极为荒唐、不可思议的事情中去了。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量德国人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之下，就渐渐形成了自己是优等人种的信念，并衷心拥戴希特勒为国家元首。二战期间，那些原来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公务员，可以不带任何感情，日复一日地安排火车时刻，发出一辆辆前往波兰屠场的死亡列车；那些曾经过着普通生活的正常人，亲自参与了灭绝种族的大屠杀。再看一看当今中国几亿人都亲身经历过的文化大革命，纯真善良的青年学生，会成批成批地投入到对自己师长和领导干部的残酷批斗中去；纯朴老实的城市工人，会为了捍卫自己认定的真理，拿起刀枪棍棒，狂热地投入到武斗中去；更多的人沉陷于对领袖毛泽东的崇拜之中，并由此而产生一系列在事后看来可笑可悲的甚至极为惨痛的行为。
在理性成长相对最充分的当代人类史中，这样大面积人群卷入的无理智事件就已经很多很多。而微观的事件更是普遍地经常地发生，例如很多人都曾经购买过自己并不需要的商品，事后才意识到是听从了他人或广告的引导诱惑；又如人们往往信任了那些欺骗自己利用自己的人。这种小范围的短暂的事件可以被很快觉察并纠正，但大面积人群卷入的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其影响和危害则是巨大和长久的。我们不能盲目地以为自己总是清醒理智的，总是能超然于外。我们需要做的是，回顾并深刻地反思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
1、从影响程度上比较精神控制和一般的思想影响
思想影响在人类社会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是一种常态，而精神控制是思想影响的一种，是一种达到极端的思想影响，是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发生的非常态。
一个可以普遍观察到的事实是，对于被影响者来说，不同的思想影响，其强度或影响力是不同的，我们根据影响程度将其分为三大类：朋友级的思想影响、师长级的思想影响、圣者级的思想影响。
在朋友级中，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关系是平行的，表现为双方对于对方的语言、文字和其它信息，保持着高度的自主思考、自由选择的心态和能力，可以对影响者进行无障碍的分析、质疑和评价。
在师长级中，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关系是倾斜的，表现为被影响者更倾向于尊重和接受影响者的思想观点，而自己的思考、分析、质疑、评价则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在圣者级中，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的关系是垂直的，被影响者基本上是完全地、无条件地接受影响者的思想理论，将其视为真理、或最高真理，放弃了自主思考，甚至行为上也看似自愿地完全服从。
通过对法轮功群体的直接考察，通过间接了解世界一些极端团体、组织、教派的存在状态，能够很深地体验和了解这种圣者级的强力影响。在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思想影响，都是朋友级和师长级的。特别在现代社会，信息开放程度和多样程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也在拓展着人们自主思考和自由选择的更大空间。因此，人们在对待师长级的思想影响中，哪怕是高度权威的意见出现，比如代表行政权威的领导意见，代表学术权威的专家意见，都有可能听到不同侧面的以及相反的意见。并且，民主和法制机制的不断健全与完善，也在保证着各种社会性的质疑、评价和选择更加规范地运行着。朋友级与师长级、师长级与圣者级之间，虽然不会有非常清楚的绝然的界线，但它们在影响程度上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
这里所称的一般的思想影响，就是指最普遍的朋友级与师长级的影响。而影响强度达到圣者级，就是极端的思想影响了，也就能起到思想控制或精神控制的作用。
2、从影响来源上比较精神控制和一般的思想影响
一般的思想影响，其来源是广泛的、多元的。可以是来自亲人朋友的，可以是来自广播电视的，也可以来自书籍、网络、官方文件、民间言论等等。
而圣者级的思想来源，往往是单一的、一元的。那些自称为或被认为掌握着最高真理终极真理的，其来源只可能是唯一的。对于信奉者来说，不会将多个人（神）的不同思想同时奉为最高真理。只要看看世界范围内那些极端的教派、团体、组织，都是绝对以自己门派的在世的师尊、宗师、真父、教主……的思想言论为最高真理，奉为神或神的化身、神的代言人；在法轮功中，则以“主佛”李洪志的言论“法轮大法”为最高真理，在其他思想影响与李洪志的思想言论相冲突时，绝对以“法轮大法”作为终极标准、终极指导。又例如文革中毛泽东的言论被作为最高指示推向极端，一句顶一万句，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当时成为圣者级的思想影响。但这里需要作一个明确区分，国际和国内那些极端团体、教派中，领袖人物一般都自称自己是神、是非凡的圣者、是具有特殊使命的救世主、掌握着最高真理。而毛泽东决没有称神的任何意愿，他的思想言论也是被他人称为最高指示，并非他自己自称。自称与他称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别。自称自己是神、是最高的神、最高的主佛、掌握着最高真理、……等等，意味着自称者可能具有要绝对控制的欲望和动机。这种可能性是否为真，需要以事实为基础来具体考察了解。
当我与一些仍在法轮功中，或刚刚走出法轮功的朋友谈到李洪志将他的言论“法轮大法”作为整个宇宙的最高真理时，他们往往不愿正视这一点，会回避或绕弯子说，李洪志没有直接这样说。让我们来看看李洪志的原话：“他（法轮大法）其实是宇宙的根本，造就宇宙众生，以及万事万物的一切一切的根本。”李洪志《1996年悉尼讲法》又说： “那部法可是造就一切洪大穹体无量王、主的，那是一切宇宙生命与各种因素的存在的保障，……。” “我用人的话讲白了吧，法是我造就的。……谁要说这个《转法轮》有多高层次，他就在讲魔话了。无量无计的大穹、无量无计的天体空间，每一个空间都有无量无计的生命，都是这法造就的，没有任何生命能够评论法！”李洪志《2003年元宵节讲法》 “我今天传的大法如果度不了人，那么人就再也没救了，因为宇宙中再也没有高于造就宇宙的法了。”李洪志《1999年悉尼讲法》
类似的言论还有很多，限于篇幅，不再多选。从这些言论中，我们应该可以清楚地判断出法轮功的领袖人物是如何将自己的思想言论定义为造就一切并拯救宇宙的最高真理的。
思想影响来源的单一与广泛，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差别。多元广泛的来源，意味着人们可以有多样的了解、认识、比较、选择，也可以有补充、完善、否定、发展，因而有着前进的巨大空间和余地。如果有人将自己的所谓“法理”明示为“造就宇宙一切的根本”，论断为“再也没有高于它的法了”，也就明确肯定了它是最高的真理、终极的真理、绝对的真理，那么，信奉者实际上别无选择，只能有唯一的听从、服从。事实上，在法轮功群体的心目中，师父李洪志就是全宇宙最高的“主佛”，“法轮大法”就是全宇宙最高的终极的真理。
很显然，当思想影响的来源是广泛多元的，精神控制的可能性就大为减少；当某一种思想影响被定位为最高，其来源又是唯一的某个人，精神控制的可能性就大为增加，在别无选择也不再选择的情况下，听从服从是唯一的选择，被全面控制就是必然的了。
3、从影响方式上比较精神控制和一般的思想影响
法轮功成员（包括国内外其他类似团体的成员）否定存在精神控制、存在洗脑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其领袖人物并没有强迫谁去相信他所说的一切，也没有强迫谁去听从服从他，都是人们自愿选择、自愿相信的，因此，不能说是精神控制。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一、自愿相信、自愿选择的就不存在精神控制吗？二、法轮功等团体的领袖确实没有任何形式的强迫吗？
第一个问题举例来说，如同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一样，几乎所有的受骗上当，都是在人们自以为自愿选择的情况下出现的。如果不是自愿的话，就不会称作受骗上当了。而这种自愿，是在欺骗者的引导下诱惑下暗示下发生的。在不自觉受骗的那段时间中，不正是相信了欺骗者所说的一切，思想被其暂时地局部地控制了吗？再例如，世界上许多极端团体或邪教组织的成员，他们的经历与心态也完全证实了这种看上去的自愿性。甚至，在他们认为是神的教主死亡或者被判刑的情况下，他们仍然“自愿地”忠诚地信奉他们的领袖。（例如奥姆真理教的许多成员，等等。）事实上，大多数的精神控制都是在被影响者自以为自愿相信、自愿选择的情况下发生和发展的。
第二个问题，洗脑在人们印象中，一般是与强制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讲到洗脑，人们就容易联想起强迫。作者通过了解中外类似团体组织对其成员的思想控制过程，深深认识到，洗脑，或者说精神控制，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以显性强制的方式出现。在显性强制中，明显的意图和外在的强制方式，初期容易使人将施加影响者视为敌对者，视为对立的一方，因而被影响者的顺从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而大多数的思想控制与此不同，在初期、在入门阶段，其领袖人物就会宣称加入本门本派、学习本门功法或本门理论会有诸多益处。而这些益处肯定是迎合人们的愿望和需要，甚至是迫切需要的。例如法轮功在入门阶段就大力宣扬该功法不同于其它功法的八大特点，法轮大法研究会精心准备了宣传资料，各个练功点将其制作成横幅悬挂于练功处。而先期加入的成员向自己的亲朋好友宣传，这种熟人传播方式也减弱或消除了人们的防卫。李洪志将这种传播说成是“人传人、心传心”，实际上如同传销经营方式一样，也是利用熟人情面效应和熟人信任效应，降低人们的警觉，增加传播的容易程度。特别是那些极端团体的领袖，肯定无疑地承诺给人们想要的种种利益好处，比如祛病强身、躲避灾难、比如全家受益、永久幸福……等等。因此，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接受影响，在被影响者心中，这个团体的领袖人物开始就被视为友善的也是非同寻常的导师、指导者、或圣者。利用人们趋利避害的正常心理来促使人们接受宣传，在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问题在于这种方式被用来做什么、背后的动机是什么，特别是产生的后果是什么。
表面上看，法轮功在入门阶段的宣传与一般的广告宣传、与一般的团体招揽会员一样，只是提供一种可能的选择——你认为好你就来，但由于他的宣传承诺与虚假广告一样，带有夸大和隐藏的欺骗，看起来比同类气功更好更有吸引力，因此入门的人就更多。（比如承诺炼法轮功有我李洪志的法身保护，不会被外邪侵扰、不会出偏。事实上从法轮功传播开始到今天的十几年中，一直有各种各样的严重问题出现。除了媒体披露的大量事实外，几乎每个法轮功成员都可以讲出自己周围、自己直接认识和间接了解的功友中间出现的各种问题，只是李洪志不承认是因为他的暗示引导造成的。）也就是说，法轮功在入门阶段，并没有人们所认为的强制问题，而隐藏的欺骗在初期、在当时气功热的大背景下也是不容易很快了解的。
那么入门之后，是否有强制的或精神控制的方式呢？实际上，进入法轮功团体之后，始终伴随着的是隐性的精神强制。这种强制方式，不表现于外在手段的强制，而是利用人们的各种心态和愿望，通过无形的精神压力来进行。
例如进入法轮功团体后，如果你不按照李洪志所说的去做，或者你有怀疑，或者你想退出，或者你后来不相信并反对，那么，他在“法轮大法”中反复明示暗示你，不仅得不到他所承诺给你的各种好处，还将有可怕的后果、报应伴随着。包括轻则将“业力”还给你，遭受病痛折磨，留在人间“轮回吃苦”、重则“下地狱”、生命被“淘汰”、被“销毁”、“形神全灭”等等，有着许多更具体更多样更可怕的描述。特别在法轮功被取缔后，李洪志多次强调，对“法轮大法”是好是不好的一念，就决定了人的存与灭，就决定了人在不久的劫难中被淘汰还是被留下。而且针对法轮功成员的退出转化，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各种警告：“你一旦走向了反面，后果是可怕的，……。”李洪志《精进要旨（二）》
这种以恐怖后果作威胁来进行精神强制的方式，贯穿于整个“法轮大法”。 对于相信李洪志的法轮功成员来说，这事实上构成一种强大的隐形压力。虽然平时从表面上看，这种压力并不显现，因为李承诺只要修炼他的法轮大法，只要不退出不放弃法轮功，就不会有这些后果，更会有圆满带来的永生永久的幸福。然而，一旦有怀疑发生、有退出放弃的想法做法发生，这种隐性的强制、潜在的压力就会不知不觉在成员内心出现，并发生作用。由此而出现了许许多多在其他人看来荒唐可笑，却又绝对真实的故事。比如，很多人对于直呼和书写李洪志的名字，内心都是战战兢兢、充满障碍的，特别在走出法轮功的初期和将出未出的阶段更是如此；一旦身体有些不舒服，就会立刻想到，是不是恶报来了？是不是我不该退出？一旦走路绊了一下，被什么东西碰撞了一下，……，也立刻会想，是不是师父在点化我不该放弃法轮功？凡是遇到不顺心的事，都会与报应联系起来。由此而产生极大的焦虑、担忧和恐惧，有些人在这样的心理压力折磨下，或者再加上其它因素，又回到了法轮功中。我目睹耳闻了许多这样的在国外被称为“退教恐惧”的事例。大量这样的真实故事如果详细记录，几十万字的书也写不完。退出恐惧的普遍存在，也反过来证实了法轮功一类团体精神强制的存在。
事实上，强制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比如纪律强制、法律强制等。让我们来比较一下正常的社会强制与法轮功一类团体的精神强制。
比较一：建立的基础不一样。一般的社会强制，比如单位的纪律强制，国家的法律强制，是建立在人们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并达到共识的理性基础上的。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不断探索客观规律，逐渐认识到，制定并共同遵守纪律和法律法规，是保持社会秩序和生活安宁的必要条件和重要基础；而法轮功一类团体的精神强制，是建立在对领袖人物及其言论无条件相信的非理性基础上的。
应该看到，非理性的相信，在一定条件下有其正面的作用。例如当人们对自然规律社会规律的认识很粗浅，尚未建立起完备的法规体系和其它社会机制来规范人的行为，就会更多地依靠宗教的力量、借助信神的力量来维持社会秩序和道德，在早期的人类社会更是如此。而现代社会也远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因此现代社会中的非理性相信，也仍然具有社会控制、精神补偿、心理平衡、群体归属及其它一些心理功能、社会功能。然而，非理性相信的负作用也非常明显，特别是当它被一些自称为神、或宣称是神的旨意的人利用时，信众就非常容易被操纵，容易被推向极端，从而具有极大的现实危害性和潜在危险性。历史上以及当代世界范围内，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例如一些恐怖主义组织及恐怖主义者的思想行为背景。
比较二：调整的关系不一样。正常的社会强制，调整的是个人与他人、与集体、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调整的是小我与大局的关系，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总体原则是维护社会的正义与公平，保障每个人的正当利益。而法轮功的精神强制，如果仔细地考察、深入地梳理就会发现，调整的是法轮功成员，甚至是全体社会成员与李洪志个人、与他的言论集“法轮大法”的关系。也就是说，当正常社会的法律法规、伦理道德、或者其它宗教理论与法轮功发生矛盾的时候，最终都要以维护法轮功、维护李洪志的“法轮大法”为至高至上。
表面上看起来法轮功也有叫人不做坏事、善恶有报的内容，然而这种善恶有报的最后的落脚点，最终都落实到与李洪志、与“法轮大法”的关系上——相信李洪志及其言论“法轮大法”的，就有善报；反对的，就有恶报；服从李洪志要求去做的，哪怕违法违规，也是正确的、“伟大神圣”的；信守法纪和道德良知没有服从的，则是“被魔控制着走向邪悟”。而且，认为法轮功好还是不好，决定着人是否被淘汰、被销毁。总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一切关系都围绕着是否维护法轮功、是否维护李洪志的思想言论“法轮大法”来衡量、来决定。法轮功的这种特点，同样存在于国内外的其他极端团体、邪教组织中，被称作“特许生存”——被特别准许了才能够生存。意思是只有信奉领袖的在教信徒、只有加入本团体的成员才有权生存，其他退教成员、反对者、持不同意见者无权生存，要受惩罚和毁灭。
比较三：相对性与绝对性的区别。正常的社会强制，包含着相对性。表现为人与法律法规的关系，一方面行为上应该也必须遵守，另一方面，如果你认为某种纪律、某种法规不合理有问题的时候，可以有正当的渠道和方式去上诉、去要求改变，去提出新方案，或者去等待改变。因为人们知道法律法规等社会强制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它会随着时间和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决不会认为它绝对正确，永远正确，不能改变。
而法轮功一类的精神强制，立足于绝对性。首先，这些团体的领袖如李洪志，将自己的个人言论定位为“宇宙大法”，明确说全宇宙再也没有高于它的法了。这样的定位就意味着它具有绝对的终极的正确性，也就不可能有任何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李反复明示暗示的。因此，信奉者除了听从、服从外，别无选择，更不可能去要求改变完善。文革中毛泽东的言论也被放置到了绝对的不容怀疑的位置上。这种绝对性的危害已经是众所周知，为历史所证明了。
对于正常的社会强制，人们不仅可以质疑、上诉、控告、要求改变，如果不满意局部的强制，也可以离开所在的单位部门地区，应有的正当利益仍然受到保障，不会被剥夺，更不会受到生命威胁。而法轮功及类似团体的精神强制，则不允许成员对领袖人物及其言论有负面的想法和行为。一旦怀疑、不信任、退出、反对发生，相应的利益剥夺包括毁灭生命的威胁就始终伴随着。这对无比信任“师父”的当事人来说，是真实而沉重的巨大压力。
比较四：开放性与封闭性的区别。法轮功在不承认有精神控制的同时，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才是对人民搞精神控制。我们将两者从开放与封闭的角度再做比较。
在思想精神领域，意识形态领域，如同其它政党政府一样，中国党和政府在其领导职责中，也运用着各种控制方式，包括强制、管理、引导等。一方面，通过法律、行政、市场等各种手段，倡导弘扬积极健康的思想文化，全方位提供丰富多样的精神产品。另一方面，打击和限制有可能危害国家和广大人民利益的精神产品。（包括打击和限制像李洪志这样宣传人类在末劫时期将被毁灭，只有信仰他这位“法力无边”的“主佛”，加入他的团体，认为法轮功好的人才可以得救的思想理论。）同时，在控制的范围和尺度上，在信息透明公开的程度上，随着改革开放的历史推进，也已表现出前所未有、越来越大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努力在实践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学习和吸收全世界一切优秀先进的文化。
与中国党和政府的日益开放性相比较，法轮功精神控制的封闭性就显得尤为突出明显。李洪志在将自己的言论封为至高无上的“宇宙大法”的同时，必然会排斥和贬低一切人类文化。事实也正是如此。例如，他将科学说成是邪恶的外星人给人类带来的，而且在他正法之后就不会存在了；将所有的宗教（包括各大传统宗教）说成是早已偏离了宇宙大法，不纯不正了，不能度人了；将“人的理”说成是与高层次的理反过来的，人认为好的在高层次上看就是不好的；将人的各种情和兴趣爱好说成是肮脏的，是修炼法轮功必须最终舍弃的。…… 想一想，既然所有的科学、宗教、人的理、人的情都是低层次的、不纯不正的、或者是邪恶的，人类生活中还有什么可学可做的呢？也就只有去学法轮功了。于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中国党和政府的全面开放，吸纳包容，一方面是法轮功的唯我独尊，自我封闭。
4、从影响后果上比较精神控制与一般的思想影响
我们从被影响者的心理反应和行为反应两个方面，来比较一般的思想影响与精神控制的后果。
（1）比较心理反应：
这里重点从信众对待其领袖言论的态度、对待人类社会的态度、对待其他社会成员的态度几个方面来比较。
▲ 法轮功类群体对其领袖言论的态度。
对于一般的思想影响，即我们所称的朋友级、师长级的思想影响，人们的反应会是多样的、变化的，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认同、怀疑、接受、排斥等等。法轮功一类的思想理论，对于刚刚进入这些团体中的人们，并不都是圣者级的影响，因此对它们的反应也如同对一般的思想影响那样，有认同、有怀疑，……，各种反应并存着。
然而，一旦将某种思想言论作为最高真理来信奉时，人们发现并反反复复地看到一个特别的现象，例如法轮功群体（除了入门不久的新学员外）对于领袖人物的任何说法几乎只有一种反应——相信并接受。（也如同世界上一些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对教义的反应一样。）如果仅仅是像宗教信仰一样，相信神、相信超自然力量、或相信其它玄奥的难以检验查证的说法，也是能够被理解的。然而那些极端团体领袖的言论中往往充满着明显的错误、虚假和矛盾，面对这样的问题，信众表现出的心理反应，可称其为漠视，并仍然相信和接受。
这里所说的漠视，与一般人对一般思想影响的漠视不一样。一般的漠视是因为与自身关系不大或不感兴趣而漠视。而法轮功一类群体成员的漠视对象，却是与自身关系极大，并作为自己一切思想行为准则的“宇宙真理”。当然不是漠视“真理”的全部，而是对其中明显的错误问题都忽略、含糊、淡化、不正视、不质疑、不追究。而且这种表现不是个别地偶然地出现，而是群体的普遍的现象。因此在他人看来，法轮功群体对领袖人物的任何说法，基本上是无视事实真相而无条件地相信和接受。如同文革中的两个“凡是”，在法轮功一类团体中，成了凡是领袖人物说的就一定是正确的，就一定相信和拥护。
举例来说，李洪志书中多次说过（包括近期也仍在说），中国大陆学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了“一亿人”、“上亿人”，而且李洪志的法身已经在管他们，已经是大法弟子了。这意味着除去不懂事的婴幼儿，中国每12～13人中就有一人是法轮功成员。然而，无论用官方和媒体公布的数字，还是用取缔前一些法轮功最热地区（如吉林长春）辅导站公布的数字推算，或者是各地法轮功成员和负责人的了解， 或者直观地将每个单位的共产党员人数与本单位的法轮功人数相比（全国党员6000多万，远少于一亿人），用任何一种方法来判断，所谓“一亿人”都显然是一个被大大夸张了的虚假数字。法轮功成员只要愿意去面对，就会清楚这一点。然而他们却仍然忠诚地维护这一谎言，并不断地宣传这一谎言。
再例如，李洪志说，“中国政府为了迫害法轮功用了国民经济的四分之一的财力。”李洪志《2003年元宵节讲法》任何有一定宏观经济概念的人，都会惊讶于李怎么敢这样轻率出言，说出这样容易被揭穿的假话。且不说他的意思是否是从1999年国家取缔法轮功以来历年积累的财力，就单以李洪志说这话的2003年为例，全国国内生产总值11万多亿元，全国财政收入2万多亿元，国家用这些钱重点投入的任何一个方面，比如教育、科技、卫生事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建设、农村和农业投入、西部大开发、2900万贫困人口的扶贫脱贫、抗灾救灾（每年全国平均受灾人数在2亿，2003年达4亿多人。）……等等，这些真正需要花大钱的任何一个方面，也不会要用四分之一的财力。而国家设立的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部门，只是众多党政部门中一个不引人注目也不为许多人所知、人员编制又很少的一个小部门。其它涉及到的机构组织也只是作为日常工作之一或之外兼做一些工作，一般并不需要财政另外拨款。然而法轮功成员仍在盲目地维护四分之一的说法并不断宣传。
除了许多这样的错误和谎言外，作为一个反复明示暗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宇宙最高主佛，在他的“宇宙大法”中，还充满了科学常识的错误。而这些涉及科学的问题，如果明说是我李洪志认为的，那么也就如同其它那些玄而又玄、神乎其神的说法一样，无法查证、无法核对，只要你信就行。问题是他声称这是人类认为的、科学认识的，结果一查一核实就露馅了证伪了，或者不用查对就知道是错误的。（大量这样的问题，读者如有兴趣，可查看天鉴网http://www.tianjian.org 新语丝网http://xys.dxiong.com/pages/zhuanji.html提供的相关资料。）也有一部分人因为这些明显的错误和矛盾而失去了对李洪志的信任，很快离开或渐渐淡出了法轮功团体。
然而，对于虔信的成员来说，对所有的错误和矛盾，都以无视事实真相而无条件相信的态度来反应。而且，为了躲避和抑制内心产生的疑虑，便会不自觉地出现漠视反应来含糊过去，以避免正视问题可能带来的心理冲击、信仰危机以及更深层次的危机。这种无条件相信并漠视问题的心理反应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的，它的形成也有个过程，直到成为一种惯性状态。
▲ 法轮功群体对人类社会及其他社会成员的态度。
一般人对人类社会的态度首先是相容的，也就是首先认为自己是人类社会的一员，一个组成部分。然后每个人又会由于各自的经历、环境、所受的教育等，对自己身处的社会有不同的评价和态度。有人倾向于批判，有人倾向于兼容，有人态度激进一些，有人保守一些或辩证一些，或在不同情况下兼有不同的态度。
国内外那些极端团体的成员在反复学习了领袖人物的言论之后，对人类社会的态度都会有一个巨大的变化，由过去的基本相容成为排斥的，不相容的。（他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仍以法轮功为例，由于其成员相信李洪志所说的，人都是变得不好了“从宇宙各个空间掉下来的”，因此，“地球就是宇宙的一个垃圾站。”李洪志《转法轮卷二》地球有劫难也是因为人类社会极其败坏了，所以就有一次次的毁灭。而且说，现在社会的人都已经“十恶不赦”了，也就面临着再次劫难的“危险边缘”。然而由于“法轮大法”在地球上弘传，得了法的人成为好人了，也就不会有灾难了，有难也与法轮功弟子没有关系。李洪志反复明示暗示，通过修炼法轮大法不仅可以躲避劫难，还可以回到另外空间的天国世界中去得到永生不死的永久幸福。法轮功成员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学法”中，已对此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并深信不疑。他们内心都很清楚，自己修炼法轮功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成佛成道，圆满升天。因此在深层意识里，与国内外其他类似团体一样，实际上已将自己这个群体视为人类社会的另类、异类，是不同于他们的精英。
与此相关联的，是法轮功一类团体的成员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内在态度，是一种超越于他们之上的道德优越感和自我精英感。而这，同样来源于其领袖人物的定位。在法轮功中，有几个关系的定位是反复论述，非常清楚的。第一，领袖人物与宇宙中所有生命的关系是——安排造就一切的“主佛”与被安排被造就的“所有众生”。这个“所有众生”还包括了一切高级生命佛道神。法轮功成员都非常清楚“师父”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第二，法轮功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关系，初期的定位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与常人。这个“修炼者”的含义至少包括——是修炼宇宙大法的人，是得到主佛拯救的人，是明白高层次法理的超越于常人的人，是最终要成佛成道的人，……。而“常人”则是没有“得法”的人，道德低下业力巨大的人，不明白或不相信高层次法理的人，要在轮回报应中吃苦的人，……。这样的定位，自然使法轮功成员感觉自己非同寻常。而这种自我优越感，精英感，在人们与他们的交往中，常常可以被强烈地感受到，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后来，当有舆论发出了不同声音，再到国家取缔法轮功以后，李洪志迫切需要其成员来做一切宣传和维护法轮功的事，否则法轮功已在岌岌可危中难以立足。于是，李洪志在这个时期，开始将原来的法轮功成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定位——“修炼者与常人”提升为“救度者与被救度者”的关系，用不断拔高成员的手法来稳定和激励他们，不仅将他们说成是来自于遥远天国的佛道神、主和王，更说成是负有特殊使命来到地球上“助师世间行”，是在主佛“正法期间”边修炼边“救度众生”的高级生命，而且“是在救度着每一个庞大的天体大穹中的众生”。李洪志《2003年元宵节讲法》
我们在与世界其他极端信仰团体的比较中发现，这种拔高和提升信徒地位的做法，是古今中外许多极端团体的领袖拉拢成员的惯用手法。如美国的“天堂之门”，其领袖爱泼怀特声称自己是来拯救人类的外空间生命，声称自己的追随者也都是来自宇宙空间的特殊生命。这种不断拔高的定位，更使法轮功成员在不知不觉中膨胀着道德优越感和自我精英感，也更愿意按照李洪志的要求去“讲清真象、救度众生”。
如果做比较的话，一般的社会成员也会出现某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和精英感往往来自于社会的现实存在，如社会地位的优越、阶层的优越、职业的优越、声望的优越、收入的优越、技术手艺的优越，等等，当然也会有误判现实、曲解真相以及不能完整认识自己而产生的自恋、自我欣赏等虚假优越感。但这种虚幻的优越感一般不会像法轮功一类群体那样深刻而普遍地存在，也相对容易在客观现实的教育中得到纠正、得到矫治。而且一般朋友级、师长级的思想影响，对人再高的评价也不会像法轮功那样，说成是高于人类的佛道神、天国世界的主和王、负有特殊使命的救世群体，当然也不容易使被影响者产生强烈而虚幻的优越感和精英感，而这在法轮功及类似的信仰团体成员中却能被明显和普遍地观察到。
（2）比较行为反应：
上面我们从法轮功一类团体成员对领袖人物言论的心理反应、对人类社会的心理态度、对其他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上，比较了一般思想影响与精神控制所带来的不同后果。如果精神控制的后果仅仅是个体心理上的，那就仅仅是一个小范围的或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旁人无需关心，更无需介入。可是实际上，人们可以从国内外各种媒体上了解到，特别是与法轮功群体最接近的人群——家庭成员、相关组织、以及走出法轮功团体的人们，能够更真切、也更深切地看到，法轮功一类的精神控制所带来的影响不仅是一种个体心理上的问题，也不只是小范围的私人领域的事情，它已经从思想心理问题转换为实际的大范围的社会行为，而且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极端的社会行为。
通过大量了解和深入思考法轮功成员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后，就能够越来越理解和越明白，当人们将某种思想言论奉为最高真理而信仰时，当这一理论告诉你，你和所有人的生命都是这个“宇宙大法”给予的，而这“宇宙大法”又是我这个最高的神造就的；它又告诉你，你的真正生命——元神是不会死的，信仰并修炼这个宇宙真理就可以得到永恒永远的幸福，但如果你要怀疑和反对这个宇宙真理，那就要危及到你的真正生命，那是极其可怕的（具体描述令人恐怖），你怎么能反对给你生命、给你生存环境的宇宙大法呢？在法轮功群体的心目中，李洪志说的话就是法，（李洪志也是这样自称的。）请试想一想，当人们虔诚地信仰这一切时，信仰者与被信仰者的关系将会是怎样的呢？那是一种绝对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操控与被操控的关系。
到了这时，法轮功及其他类似团体的成员对于领袖人物的言论已经不能不听，也不可能不听了。除了思想上的接受听从之外，更表现在行为上的服从——只要领袖有行为上的要求，服从是唯一的选择。例如当李洪志要求法轮功成员——要舍弃和放下人的一切情、一切执著，包括对人的肉身的执著，（转换成通常的话说，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包括舍弃家庭、工作、……甚至生命，）“走出去”“护法”的时候，我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法轮功成员在服从还是拒绝中苦苦挣扎的故事，实际上他们是在理智与信仰、道德良知与个人追求的多重矛盾中艰难抉择，但很多人最终仍然选择了“走出去”。
事实上，也有一些人行为上不积极，但他们认为并不是不服从，他们有一个让自己心安理得的方法，那就是在李洪志书中找到理由。也就是说，他们还是在按照他们所理解的所想要的李洪志的话去做。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含义是，无论去做还是不去做，都不敢和不能违背领袖人物的要求，至少是自认为没有违背而听从了。然而，李洪志很不满意这些自以为听从而不能走出去护法的人，不断地发出指示，严厉地说，“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李洪志《精进要旨（一）》“每一次事情，出现这个大的事情的时候，都是一个最好的考验学员走出那圆满的那最好的一步，最好的时机。我们有的人就能走出来，有的人他还觉得自己为了实修不动呢。圆满了你都不动，我看你怎么办。”李洪志《1998年在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警告说：“在他们的师父遭到诽谤时，他们干什么去了？等待着天上掉下馅饼来吗？等待着难一结束就去圆满吗？我真为他们担心。他们不知道他们真正生命的处境有多危险哪！” 李洪志《严肃的教诲》于是，我们看到许多原本从李洪志书中找到理由的人，在这样的压力下，在法轮功网站的竭力鼓动下，最终也身不由己地或者自以为自愿地服从了李洪志的“护法”要求。
于是，就有了一次又一次报社、电视台、杂志社以及政府门前的聚集，就有了万人在中南海周围静坐，就有了李洪志以及法轮功网站的众多假话和假数字被当作“真相”反反复复地宣传，就有了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攻击卫星，就有了自焚、“除魔”（杀人、投毒等等）……
除了媒体披露的大量事实以外，我们亲见亲闻了这个群体的成员们在李洪志的要求和引导下，是如何为了维护“法轮大法”，不惜放弃工作、学业、家庭、党籍、职务，……不惜跳河、撞墙、跳楼、绝食、……，不惜付出一切。一位原法轮功成员对我讲述他如何用行动用生命捍卫法轮大法的故事。这种如同文革中“无限忠于、誓死捍卫”的故事又是百万字的书也写不完的，而这都是媒体没有公开的。作者不想过多评价这些事情如何，这对当事人本身都是极其痛苦甚至不堪回首的记忆，而是要从各个方面来理解和认识精神控制所带来的行为后果、社会后果。事实上，这些无论极端的还是看似平和的行为，它们原本的性质是类似于宗教追求中的偏执和狂热的行为，而这种偏执和狂热，又是在某些自称掌握宇宙真理的领袖人物的引导下、推动下出现的。所以说，精神控制的后果不只是个体心理的问题，而常常会演变为大规模、大范围的社会行为，甚至于各种极端的社会行为。
5、精神控制与被精神控制的一般特征
通过以法轮功为典型样本的分析与比较，我们可以概括出精神控制与被精神控制的一些特征。
居于主导地位的控制一方，其特征在于它的多重极端性。这些极端至少表现为：
▲ 控制者身份地位的极端——古今中外的极端团体组织，其领袖人物自称的用语不同，但都至少含有相对最高的意义，最谦虚的自称也是超越于一般人的先知、神的使者、代言人。而李洪志将自己明确无误地放到了绝对最高的地位，自称是超越宇宙之上又能控制宇宙一切的“主佛”、“万王之王”，非常明确地说：“我不在宇宙之中，所以我能够解决不同层次、不同天体宇宙中的不同生命的事。”李洪志《1998年瑞士讲法》
▲控制者思想地位的极端——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是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法理，是造就一切的根本，是开创一切众生生存环境的根本，是目前世界上唯一能度人能救人的真理，……。将自己的思想言论放到终极的顶尖的地位，既是各类极端团体领袖人物的通常做法，也更是法轮功的最鲜明特色之一。
▲极限的最大化的利诱——我曾经让自己和其他人试着发挥最大想象力，看看有没有李洪志所没有讲到的又是人们可能期待的好处和利益，结果发现，无法超越李洪志所承诺给予的一切，包括生命的永恒不死，具备大神通、大自在，想要什么有什么，……等等。人想要的一切，甚至比你想要的更好的一切，李洪志都毫无保留地承诺给他的弟子了。
▲极限的最大化的恐吓——与极限的利诱一样，李洪志给出了人很难超越其描述的极端可怕、难以承受的后果，前提是你不相信和反对他的法轮功和“法轮大法”。以上这些特征也是国内外其它类似团体的共同之处，只是在法轮功中表现到了极致。
如果说，精神控制一方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多重极端性，那么，被精神控制一方也相应地有着极端的特征，至少包括——无条件地相信、极端依附性和唯一服从性。
▲无条件相信——对于领袖人物本人和他的任何思想言论都无条件相信，不能也不敢有任何负面的想法，特别是对领袖人物的错误、虚假、矛盾，采取了漠视回避、无视真相而忠诚维护的态度。用通常的说法就是盲目崇拜或愚忠。
▲极端依附性——贯穿在法轮功以及其他一些极端团体中的一个重要思想是 “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神安排的”，“人从来都没有自己说了算过”，而团体内成员这一特殊群体的人生道路和未来都是师父、教主、宗师……安排的。在这样思想的控制下，其成员在不知不觉中，在深层意识中，将自己的命运和生命都托付给了领袖人物。领袖的思想言论以及对未来的承诺成了他们精神的唯一支撑和动力。国家、法律、家庭、事业、单位、以及原有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都再也不能给他们支撑和依靠了。一切都交付和依托给一个自称能控制安排一切的神、主佛，丧失了个体的自主性，也丧失了人与社会互相依存的和谐基础。国内外那些极端团体成员的社会行为，以及大小规模的集体自杀，就是这种交付的典型表现。当然他们自己不认为是自杀，而有特定的用词和含义（如升天、回归等等）。
▲唯一服从性——与依附性相关联的，也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精神控制状态下，领袖与成员的关系，是完全的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操纵与被操纵的关系。在人间的法律法规、家庭亲情、理性良知、社会道德等等与领袖人物的要求相冲突时，无视人间的一切而服从领袖成了唯一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许多法轮功成员一再受到单位教育、亲人劝阻、以及各种处罚，并一再碰壁，一再受挫，却仍然一意孤行的一个原因。相比较来说，人们对一般思想影响的行为反应，就会有多种的可能性，多样的选择性，如果被实践检验行不通、有错误、背离客观规律，人们又有着改善和重新选择的余地和退路。而在精神控制状态下，人们很难有自主选择的空间，除了服从，几乎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当然，在各种极端团体中，成员被精神控制的程度也是不同的，除了痴迷狂热的部分外，还有一部分人抱着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如果是真的，不信不就吃大亏了吗？”以这种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投机心态、功利心态，以及其它不同的理由和心态驻足于其中，但只要停留在里面，就必然或迟或早、或多或少地受到精神控制的影响，其现实的和潜在的危害性迟早都会表现出来——无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
下面我们以一个实际的个案为例，以当事人的自述为原始材料，进行进一步探讨分析。这也是在作者的众多调查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个案。
晓华（化名）是1998年初开始接触法轮功的，在不断学习了法轮功的书以后，思想受到很大影响，逐渐成为一个积极的法轮功成员。1999年中国政府明令取缔了法轮功之后，李洪志多次发表各种言论，明示暗示法轮功的学员不惜一切进行护法，并称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才能走向圆满。晓华受到鼓动，做了许多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事情，如散发传单、贴宣传小标语、去北京护法、写恐吓信等，结果被劳教两年。
国家对法轮功练习者的一个重要政策，就是通过教育转化来挽救他们，将他们从邪教的精神控制中解脱出来。在劳教所中，对法轮功练习者也同样贯彻这样的政策精神。对于每一个法轮功练习者，劳教所的民警都会对他们进行帮教，力图通过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认识法轮功对个人和社会的危害。
然而，与一般的普通劳教人员不一样的地方是，一般的劳教人员，无论对于自己被劳教是否心里服气，都会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正当的，不光彩的。而法轮功成员却完全相反，在没有转化之前，一个共同的表现就是全都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高尚的。他们衡量好坏对错的标准不是法律法规，不是社会道德舆论，或者用法轮功的语言说，不是常人社会的标准。而是以法轮功的理论，也就是以李洪志的言论为标准，李洪志的言论被法轮功成员视为全宇宙最高最正确的真理。
晓华从沉迷于法轮功中觉醒过来之后，以对抗帮教的过程为例，讲述了自己被法轮功极端思想控制的生理表现和行为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听觉闭塞、精神迷糊。开始的时候她并没有想到会这样。只是心里下决心坚决不听帮教人员的话，无论是民警还是其他已经转变的法轮功学员。拒绝接受的办法就是用李洪志的话来抵挡，因为这些话平时一次又一次地反复学习，这时就用那些认为最有针对性的话在心里默念：“别看他们找来几十、成百的人渣，一心不动能制万动。”“横下心来，坚修大法心不动。”就这样，别人说别人的，她反复想着李洪志的话，无论别人说什么都闭耳不听。几天下来，“只要帮教人员一来，李洪志的话就在脑袋里出现了。”她说，“渐渐地就觉得耳朵好象是被封住似的，反正是听不到，听力处于一种昏迷状态。”这种身心现象非常意味深长，让我们了解到，当人在某种思想的强力影响下，为了抗拒另一种思想，会封闭自己的某个感官。她说，“这种迷糊状态更加坚定了我的不转化的信心。而且帮教人员一走就马上精神起来，头脑也清醒了。就这样迷迷糊糊了一个月，同时也觉得一天比一天累，精力跟不上，人也容易疲倦，昏沉沉的，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干什么。发展到后来，一看到帮教人员就想睡觉，头很沉，甚至连眼睛都睁不开。成天就想着不转化，或怎样抵制转化。”在这里我们看到，开始有意识地闭耳对抗的行为，在反复中成为惯性，帮教人员的出现与闭耳塞听反复匹配，结果形成一种条件反射。由此看到思想控制对人的生理和行为的巨大改变和影响。
第二种生理表现是经常流泪。流泪有两种情况，她说，一种是对李洪志的感恩戴德，时常想到师父告诉我们，他给予我们的是最好的东西，那美妙无穷的天国世界，以及其它更多更好的东西，还要替我们这些弟子承担罪过，多伟大啊！想到这些能不流泪吗？后来发展到一想到李洪志的话，一想到李洪志的名字就会流泪。开始对别人说李洪志的坏话会生气，后来想着你们这些对李洪志不敬的坏人肯定是要销毁的，反过来又觉得她们太可怜了，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就不由自主地替他们流泪，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的慈悲，是正确状态。她说，“有一次集体看电视，边看边呼拉拉地哭，因为想到李洪志讲过，当这次检验结束后，所有说法轮功不好的人都要销毁。想到不久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人要死掉，只剩下一点点的人活着，可电视上这些人，我周围这些人还不知道，醉生梦死的，真是太可怜了。”“当有人问我的孩子怎样，说孩子没有妈妈多可怜，我反而不流泪，当时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不为情所动，修得坚定，跟着李洪志走没错。”从她的自述中我们可以具体生动地感受到，李洪志对她深刻的思想影响，包括对自己的任何表现、对他人的任何表现，都用法轮功的理念来解释来看待，从而对自我、对所处的环境的认识都偏离或背离了人们公认的客观真实。戴着法轮功的有色眼镜看自己、看别人、看世界，并信以为真，信以为正。
第三种身心表现是一看法轮功的书就精神焕发、记忆超强。当时做晓华思想工作的人换了一个又一个，结果用她自己的话说“仍旧顽石一般。”后来干警们试图变换方法，她们抱来一大堆法轮功的书，希望用李洪志前后矛盾的话来促使晓华领悟到法轮功并不是绝对正确的真理。她说，“看到久违的书面，看到熟悉的法轮图形，心底非常高兴，精神为之一振，她们一边读着，我脑袋里一边记着，觉得很好，想转化我是不可能的。后来我提出他们翻的那一段再让我自己看一看，她们同意了。拿到书，我只感觉到书中的字直朝我头脑里跑，而且记忆力非常好，这和看所规队纪的心情极不一样，异样的高兴。……李洪志又给了我精神控制的心理暗示，不转化的决心更强了。”
后来，民警又让晓华看、听、抄写、背诵分析批判法轮功的文章，想通过这种方式打开她被法轮功精神控制的状态，然而，晓华说她看是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听也不知道念的是什么；抄是手在抄，脑子里却全是在想李洪志说的话；背诵更是四五十个字的短文背上大半天也记不得。整个身心都处于排斥、抗拒的状态。
晓华的这种强力对抗，除了相信法轮功所承诺的种种好处有巨大的吸引力外，还有担忧恐惧——如果转化不仅将失去种种好处，还将受到可怕的惩罚。在我们的大量调查中，这种担忧恐惧是普遍存在的。
第四种表现是在睡梦中。那种身心排斥抗拒的状态一直延续到睡梦中。晓华说，“在睡觉时也经常梦见李洪志的心理暗示，告诉我，转化是错误的，不要转化，要把民警和已经转化的法轮功练习者当作邪恶。有时是在睡梦中把他（李洪志）的话打到我的脑子里，有时直接给我弄成一幅梦幻的图片，让我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晓华这里所说“打到我的脑子里”、“直接给我弄成……”用的是对方主动、自己被动的表达方式，似乎李洪志神通广大到可以对梦中的法轮功弟子进行指示、进行控制，而这也是晓华当时的真实感觉。
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人的内心愿望、情感的反映和表达（有时是用曲折的变形的方式）。梦的重要作用之一，是稳定人的精神平衡，为人的生活提供一种减压的作用。晓华当时的生存状态，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强大的外界压力之下。她非常清楚，作为国家职能部门的劳教所，一定会按照国家要求对法轮功人员进行转化工作，而作为法轮功弟子的她，内心不愿意被转化也害怕被转化。在这种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她要调动起全部的体力、精力和各种办法来抗衡，也需要从外部获得支撑和鼓励。而当时其他没有转变的法轮功练习者与她是分隔开的，无法获得同道的支持信息，剩下的可以获得力量的唯一渠道或唯一来源就是法轮功的思想、李洪志的话。因此在梦境中，她的这种不想被转化又害怕被转化的内心压力，她希望得到支持的愿望，通过梦中的语言（过去所学所记的李洪志的话）和图像反映了出来，这些语言、图像给了她坚持下去的力量，也暂时缓解了她的压力，平衡了她的内心矛盾。
晓华举了一个例子说，“有一天早晨醒来之前，李洪志的一句话打到我脑子里——‘练功人不能吃药’。早晨医生发药给我，我就拒绝，不吃药了。医生说我犯神经了，下楼把药混到水里，不吃就要强制灌下去。看这样子我知道，里外要吃药，不吃不行，灌药的滋味肯定很难受，就在医生的劝说下，重新拿来几颗药吃了下去。……后来想到这样做可以逃避转化，也就顺水推舟地坚持吃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人在面临多重矛盾时的内心冲突与艰难抉择。吃药与不吃药是一对矛盾，吃药违背了李洪志的话，违背了法轮功的法理，不吃药又要面临被灌的痛苦，而且可以预测是要多次地不断地面临，肉体的承受和精神的压力同时存在；转化不转化又是一对矛盾，转化要面临李洪志所说的下地狱、被淘汰、“毁于一旦”的恐怖后果，不转化要面临国家政府及社会家庭的强大压力。在吃药与转化这两种都不符合李洪志要求的行为中，晓华选择了既可以避开眼前痛苦，后果又似乎不如转化那样严重的吃药。但“练功人不能吃药”的法理原则仍然使她内心不能安宁，于是她巧妙地为自己找了个理由：“这样做可以逃避转化”。由此获得了心理的平衡。
晓华讲了另一个梦中的情景。当时除了她以外，劳教所民警还在做另一位法轮功学员的思想工作。她天天看着这位“同修”早出晚归，天天心里希望她不要转化。一天晚上做梦，看见她穿着紫色的衣服，这时梦里出现一句话，“她转化就是要被淘汰的生命。”紧接着她穿紫色衣服的形象就消失了。醒来后晓华更加相信，这是师父李洪志在点化她，转化是要被淘汰的，是错误的。在中国民间或传统宗教中，紫色的意蕴常常是美好的玄妙的，如紫气东来。在法轮功中，李洪志也阐述过颜色的不同层次，紫色在赤橙黄绿青蓝紫中是较高层次的颜色。
这种梦中受到所谓“点化”的故事，在我们的调查了解中是经常出现的。法轮功成员不仅用梦来解释自己和周围发生的一切可能相关的事物，还用它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作者多次看到听到一些法轮功成员在所谓“梦的点化”下，做出种种违法违规的事情。换句话说，“师父”梦中的语言威力（甚至没有语言，只有动作、形态、图像）超过了国家法律法规的威力。由此也可见法轮功对人的影响控制到了何等地步。
晓华说：“跳出李洪志的精神控制后，回过头来看看过去的表现，许多都是极不正常的，甚至是相当可怕的，但在当时我还以为是最佳状态。”
这个典型个案帮助我们更加具体地理解和认识精神控制问题，认识有神信仰的负面作用，也可为今后相关的研究留下继续分析的资料
[ 本帖最后由 唐老鸭 于 2010-2-3 17:07 编辑 ] |
发表于 2009-12-9 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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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发表于 2010-1-14 13: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