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九评共产党》的十七大愚蠢(1-17)

夸父

《九评共产党》的十七大愚蠢

姚有为  著

自从我把《剖析李洪志的欺世谎言》（现更名为《二十评李洪志》）在我的网站发表以后，“法轮功”邪教组织就没有停止过向我的电子邮箱“传法”，刚开始我还有兴趣与他们辩论。但当他们在他们的地下报纸和“明慧网”上公然采用无中生有的伎俩侮辱我的时候，我才明白，与“法轮功”邪教徒讲道理，那纯是对狼弹琴，于是每当我受到李洪志“传法”的电子邮件，我就立即采取“垃圾邮件防护墙”措施，并删除。但狡猾的“法轮功”邪教组织很狡猾，经常更换电子邮件地址，所以我还是经常受到李洪志的“传法”邮件，没办法，我也就只能不断地重复着采取“垃圾邮件防护墙”措施。前不久我又收到了内容为“九评共产党”的“传法”邮件，我一看题目就采取“垃圾邮件防护墙”措施。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在很长时间内都是同有内容的“传法”邮件，久而久之，我又有了好奇心，我想，是不是李洪志找到了高水平的理论家？于是我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终于静下心来读完了“九评”全部内容。原来“九评”的作者不过是李洪志花钱雇用的不学无术的三流文痞（以下简称“九评文痞”）。当我看到九评文痞用极其下流的语言丧心病狂地咒骂共产党，侮辱农民、工人的时侯，我觉得不能再沉默了。九评文痞的无耻下流之言，不值得一驳，所以我决定仅将九评文痞的愚蠢告诉大家。九评文痞的用心有两个：一是败坏共产党的声誉，二是讨好李洪志。但由于九评文痞的愚蠢，所以一次次弄巧成拙了。“九评”处处充斥着九评文痞的愚蠢，在此我仅仅选了十八大愚蠢：

第一大愚蠢——不择手段地歪曲中国传统文化

九评文痞为了给“法轮功”披上一件文化皮，采用不择手段的伎俩歪曲中国文化。九评文痞不知羞耻地说：“佛家和道家的思想是传统文化‘出世’的部分。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传统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时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与道家思想和谐相处，真正的传统文化对于现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我虽然不敢狂言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在哪里，但我清楚，中国最灿烂的文化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共同创造了这个灿烂的时代，而儒家、道家思想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况且，当齐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改革家管仲（~公元前645年）以自己的杰出才华和卓越政绩为中华古代文化增光添彩的时候，释迦牟尼（公元前565～486年）还没有出生！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已经说过，中国是对佛教进行了全面改造以后接受了佛教，而不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据历史记载，在唐朝，还没有出现除佛教以外的其它西方宗教。后来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官府和国人也不是采取“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后来第一个进入中国的西方宗教是犹太教。十二世纪宋代，一些犹太人来到我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首都开封，设立教堂，传授犹太教，他们还给犹太教取了一个神秘而又好听的中国名字“一赐乐业教”，但没有多少人接受，于是犹太人灰溜溜地走了。为什么传统文化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犹太教？明末万历年间（1573年以后），一些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我国传教，但受到了人们的冷遇，于是他们用眼镜、钟表、药品等西洋产品贿赂朝廷官员和皇帝，于是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一些有名的传教士得到了一部分接受了贿赂的朝廷官员和皇帝青睐，但还是受到绝大多数官员和老百姓的抵制。后来清朝的雍正皇帝一道圣旨把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赶走了。为什么传统文化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基督教？     九评文痞为了给“法轮功”披上一件文化皮，居然采取颠倒历史黑白的卑鄙伎俩，这种无耻的小伎俩只能蒙骗一些不学无术的愚昧的人，而绝大多数了解中国历史的炎黄子孙却因此进一步看清了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丑陋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这是九评文痞的一大愚蠢。

第二大愚蠢—— 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又捡出了庸俗天命论的破烂货

九评文痞又不知羞耻地说：“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九评文痞为了兜售天命论的破烂货，“聪明”地打出了孔子的招牌。事实上的孔子崇拜庸俗天命论吗？     春秋时期是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的大动荡大变革时期。“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天子名存实亡，天下出现了诸侯争霸、大夫擅权、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孔子正处于“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史记·孔子世家》）、“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春秋晚期，是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大裂变大冲突大组合的时期，是对三代以来神权政治观念、人文思想进行理性检讨和反思的时期，同时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的时代。在这一历史转型时期，涌现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如齐之管仲、晏婴，郑之子产、邓析，鲁之孔子，楚之老聃、范蠡，齐之孙武，宋之墨翟，等等。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及政治立场，对传统与现实进行了理性的检讨和深刻的反省，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造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道德的方案，成为中国“轴心时期”政治、军事、思想领域最早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们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才智为中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思想文化增添了绚丽的光彩，为中国早期政治思想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深厚的思想基础。而孔子以其关注问题的全人类性，以其思想的包容性、普适性而成为这一思想群体中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的天命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三种：即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我在题目中所说的庸俗天命论就是指神学决定论。在殷商统治者那里，天命被用来解释现存政权及君主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与至上性，属于典型的神学决定论。西周时期，在价值层面上，已经开始了由神学决定论向道德决定论的过渡，从神学政治框架中已经突涌出人性、道德的内容，但仍以神学决定论形态为主，道德决定论只处于附庸的地位。自西周末年以来，随着恨天、骂天思潮的出现，传统的天命价值观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特别是春秋中后期以后，神学、道德决定论在社会政治舞台上互相消长，扮演重要意识形态角色的同时，从其母体中衍生出第三股趋向——即向自然决定论转换的趋向，这一方面表明了人类对自然现象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也表明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进一步加强。因此，重新评判和估价传统的天命观已成为春秋时期鲜明的思想潮流之一。但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观念里仍然笼罩在浓郁的天命鬼神形态中，一般人只能在现存的思想观念形态中思考或行为，要轻易怀疑或否定它简直是不可能的。孔子对天命鬼神观念是由信奉变为怀疑，由怀疑直至超越，由神学、道德天命观向带有自然倾向的天道观念转化，不但是对殷周以来天命神学的改造与创新，而且还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和无畏的思想品格。     天命虽不是孔子政治思想的主要范畴，但它对了解和把握孔子政治思想之内在本质却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孔子对天命的理解和体认，是在对殷周时期对天的基本价值观批判继承与创造发展的基础上完成的。孔子的天命观虽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当我们把孔子的天命观放在一个发展变化的思想背景下，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而不是静止的固态的眼光来看待这种矛盾时，就会对孔子的天命思想有一个历史的把握和合理的诠释。孔子曾对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深信不疑，他关于天命的用语和表述，还明显带有殷周天命论思想的痕迹和影响，这与他早年所受的文化熏陶及仕途多舛、经历坎坷有关。孔子幼年就“多能鄙事”、并“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孔子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格力量，具有主宰一切的伟力，孔子相信人的命运都是天命安排的，并借子夏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还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贫贱富贵夭寿完全与天命有关，绝非芸芸众生之力量所能改变，孔子认识到人的生命中潜藏着某种人事所无能为力的客观限制。正因为天是有意志有威严能主宰操纵一切，若获罪于天，即使祷告也无补于事；这一时期孔子对天命还完全沉浸在盲目的崇信意识中，在心理层面上完全接纳了殷商时期的天命价值观，他所标榜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与商纣王“我生不有命在天”在思维路径上可谓如出一辙，毫无新意可言。然而孔子虔信天命，天命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回报。相反，一系列事件的发生使孔子对天命有了新的思考，陷入了深深的肯定与否定、笃信与怀疑、崇拜与理性的矛盾冲突之中。“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有诸”的反问及“丘之祷久矣”的慨叹，透露了孔子对天命矛盾犹豫怀疑的心理，与孔子曾经对天命的深信不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特别是其弟子颜渊与子贡的不同命运遭际（颜渊遵天命，却穷困潦倒；子贡不受命，却财货满箧），更加深了孔子对天命的怀疑情绪。若孔子对天命的疑虑仅此为止，则孔子在天命观上并没有任何新奇创新之处，而只是在重复、重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老调而已，并没有跳出殷周天命思想的藩篱。孔子之为孔子就在于他毕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他睿智独到的思想智慧使他在对传统的天命观进行怀疑的同时并没有沉溺纠缠于天命观，没有局限在怀疑传统天命思想的范围内不能自拔，而是在借鉴春秋时期自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及其他各派思想发展的基础上，从此不再言说天命如何如何，不再把天命作为言说的重点，而是对自己的思想辐射点做出了重大抉择，实现了价值层面的两大重大转向：一是超越殷周以来天命具有权威和人格力量的层面，初步完成了由旧的天命观向自然天道观的过渡和转换（尽管这种转换是非常不完善不彻底的）；二是超越殷周以来的神权政治框架，初步完成了由天命神学向人学（现实人生、人道）、由外在向内在、由彼岸向此岸方面的价值转换。正是由于孔子完成了这两项价值观的转换，他的恢弘广博的理论体系皆由此价值转换的基础上衍伸推展而来，从此奠定了他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不朽功勋和地位。但是，应该指出的是，由于思想体系的限制，孔子对自然现象（天道）并没有做过多的探究，而是把全部理论热情转向了社会人生（人道）方面，因此，孔子的天命观尽管已经出现了向自然天道观的转换，但这种转换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不彻底性，还带有很大的思想局限性，处处显示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可以说，直到战国末期的荀子，才最终完成了由天命向天道的形态转换。相反，孔子对社会人生（人道）方面的思考和观察则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自孔子开始，天命鬼神被悬置起来，天命、鬼神不再是关注的焦点，不再是支配一切的人格神，人们只是偶尔把天命鬼神作为一种形而上的思想背景和价值依据，采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态度。人们把关注的重心由天命鬼神转移到了社会人事人生（人道）方面，并在人道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震古烁今、具有永恒价值和意义的概念和命题，一系列影响中国政治思想数千年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使儒家最终没有走上宗教之途，完成了儒家政治理论的一个重大价值转折，成为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发展演进的一大里程碑。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孔子在《论语》里，暂时撇开从天命天道说性这一老传统，而是别开生面，从主观方面开辟了仁、智、圣的生命领域；孔子未使他的思想成为耶教式的宗教，完全由于他对主体性仁、智、圣的重视。这是了解中国思想特质的最大窍门。”以至于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人们还认为，要解决一系列社会现实问题，还必须回到孔子时代，从孔子思想中汲取思想智慧。     孔子天命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他对鬼神的态度问题上。孔子的鬼神思想与其天命思想一样，同样存在着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在孔子所处的时代，很多人鬼神的存在，鬼神迷信思想还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由于人们认识水平的局限，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统统归之为鬼神。那么，应如何评价孔子对“鬼神”的态度?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最容易引起歧义的是两段话：一段是“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有些学者据此来证明孔子具有无神论思想倾向。还有一段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实际上，这两段话并不能证明孔子不信鬼神，由于历史的局限，在孔子时代要做到完全不信鬼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两段话只是表明了孔子对鬼神摸棱两可的态度而已。孔子对鬼神存在与否采取的是一种非常理智的态度，一种信仰而非拒斥的姿态。他既不盲目肯定，也不盲目否定，既要诚敬严肃不能亵渎，又不可陷溺其中难以自拔，反映了孔子对鬼神的理性的态度。当然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孔子一直主张，鬼神问题并不是一个容易弄清楚的问题，因此他对鬼神问题是慎之又慎，不随意回答（见《论语·述而》）。对千百年来作为一种人们普遍心理认可的鬼神的存在，孔子在无法证实或证伪的情况下采取了“阙疑”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的实事求是的实证态度。他认为，对待鬼神，最明智的处理方法就是“敬而远之”、“祭神如神在”，这一话语把孔子那种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或许，孔子通过对三代思想文化的整理和研究可能已经完全意识到鬼神迷信的不可信，但他为了使自己的思想言论通行于世而又不可能采取非常过激的方式，于是，孔子便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摸棱两可的态度来对待鬼神之事，当季路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不直接给予回答，而是以反问的方式回避了问题，孔子的回答显然不能使季路满意，他更深一层追问：人死之后又如何？孔子仍旧以同样的方式予以回答，指出要关注人生之事，而不要一味追究人死之事（参见《论语·先进》）对子路试图通过祭祀鬼神来医治自己疾病的想法也以“丘之祷久矣”（《论语·八佾》）给予了否定。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孔子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是受到在他以前的了坚定的无神论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影响。如，鲁桓公六年(前712)楚武王侵随,季梁对随侯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鲁庄公三十二年(前662)据传有神降于虢国莘地,史嚚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孔子并没有陷泥于“鬼神”有或无的泥潭，以至避免了像中世纪西欧神学家、哲学家们花毕生精力讨论所谓“针尖上可以站几个天使”、“上帝到底是几天把人给造出来的”这类问题的发生，而是让人们首先考虑“人事”上的事情，孔子主张智者应把“务民”之事放在首位，而不可把主要精力放在鬼神之事上。其“敬鬼神”最终落脚于“人道之所宜”，落脚于世俗道德实践上，这正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奥秘所在。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做“德治主义”。这种人本主义的传统在思想观念上起着抵制、消解宗教和宗教思想的作用，限制了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和影响，使得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不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占有统治地位，任何宗教和宗教信仰都不可能超越居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上。     现在已经不难看出，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根本不真正了解孔子的思想。他们的叫喊的庸俗天命论是从殷商统治者那里捡来的神学决定论。九评文痞举着孔子招牌叫喊庸俗天命论，这种无耻的小伎俩还是只能蒙骗一些不学无术的愚昧的人，而绝大多数了解中国历史的炎黄子孙却因此又进一步看清了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丑恶的本来面目，所以说这又是九评文痞的一大愚蠢。

第三大愚蠢—— 不知羞耻地又举起了“君权神授”的肮脏旗

九评文痞不知羞耻地说：“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      周王朝的统治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大特点是“天命论”。就是把“天”视为有意志的最高神，王权乃是天所授予，这样就为王权统治找到了神学依据，从此，神权政治成为统治理论的先验前提。而战国之后，许多布衣策士开始出将入相，礼崩越坏的乱世局面令“天命论”不攻自破。秦王朝在其短暂的统治中，也未将“天命论”过分提倡。到了汉武帝时代，权力钻营高手董仲舒又重提“天命论”，并将其理论化、规范化，明确提出君权神授的马屁理论。这样就使朽烂的周朝观念重获生机，并赖此泛滥开去，影响朝野两千年。所以有许许多多的封建帝王在泰山留下了一幕幕“封禅泰山”的闹剧，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已经对此进议论过，现将那段议论照搬到这里：      如果你登过泰山，你就会发现许多装神弄鬼的昏君留下的千古笑柄。在石经峪的一条飞瀑下，在一片一亩多大的整块石坪上，刻上了一部《金刚经》，经历了千百年风风雨雨，仍然完好无损，这就给泰山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自从秦始皇发明了把玩泰山称作“封禅”，并且堂而皇之地隆重庆典以来，两千多年来，竟然有70多为帝王仿效！封建帝王封禅五岳独尊的泰山，不过是祈求泰山神保佑他们的江山万古长青，不过是借助封禅泰山装神弄鬼欺骗人民。当年，老秦伫立在泰山极顶的探海石上，昂首天宇，信誓旦旦，向泰山神发誓要把他创立的帝业传至千秋万代，可是泰山神并没有保佑他，转瞬间，那万世基业便断送在酒色暴君“二世”手里。自命不凡的汉武帝老刘也来到了泰山，他站在泰山脚下，仰望矗立云端的岱岳大观，激动说：“高矣、极矣、大矣、特矣、壮矣、赫矣、骇矣、惑矣。”举行完隆重的封禅庆典之后，他仰首挺胸想抒发一下心中那澎湃的激情，但是他捻断了若干根胡子，也没有从他那武夫的肚子里搜出一点什么文采，只好只在玉皇上竖立起一块一丈多高的灰不溜秋的大方石，片言只语未留，还美其名曰什么“无字碑”！那位“扒灰”高手、和胖妞鬼混连“早朝”都忘了的风流昏君李隆基，却棋高一招，他借助那些无聊的御用文人之手，写下了洋洋996字的《泰山铭》，刻满了四丈多高的一面绝壁，真可谓琳琅满目，蔚为大观，以至于连那刻碑文的无名山峰，也因宠得荣，成了“大观峰”。似乎只要有了那块镏金的大摩崖碑，昏君的小白脸就变成了金脸。从此以后，天下人就称他为“明皇”，可是就是这个装神弄鬼的酒色之徒葬送了开元盛世，唐朝国运从此衰落……老赵发动兵变篡夺了人家的江山之后，好景不长，接着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盛产昏君最多的朝代，传到赵恒之后，即外患内忧，民贫国弱，危机四伏。这个赵昏君不学历代明君的治国安邦的韬略，却产生了仿效那个“扒灰”高手的想法！奸臣王钦若虽无治国安邦之才，但有察言观色之能，于是他趁机上奏道：“唯封禅可镇服四海”，按历代惯例，必须“四海统一，天下太平”，帝王才有资格封禅泰山，即司马迁所说的“睹符瑞见”。于是，赵昏君与他的几个奸臣王旦、王钦若、陈尧叟等人经过一番密谋之后，演出了一幕“流芳千古”的装神弄鬼的闹剧！大中祥符六年（1008）六月初，赵昏君派王钦若秘密前往泰山，不几天，王钦若就派人禀报朝廷说：泰山已见祥瑞，乾云观内发现了醴泉，锡山出现了苍龙，泰山上生出灵芝，长出了三脊草（封禅祭祀用的所谓的神草）。这个醴泉是如何出现的？传说痈相王钦若（因其脖子上长了一个大痈而得名）奉命到泰山后，有一天，几个小道士在乾云观北挖土，挖出几枚铜钱，互相追逐抢夺，一枚铜钱滚到一个干枯的石泉内，小道士便竞相挖石取钱，由于震动了积石，涌出了清清泉水，王钦若听说此事后，立即有了灵感，他和乾云观的老道士密谋一番后便创造出了醴泉。原来，王钦若让老道士偷偷向石泉内扔进一些古币、水果，还有几条鱼。又指使老道士散布天降醴泉的奇闻，奇闻迅速传出，观者甚多。王钦若装模作样地请地方官员前往观看“奇观”，王钦若又借机让人品尝泉中水果。煞有介事地说：“此比是盛世祥瑞的吉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圣上要来泰山封禅，泰山之神灵应所致。”于是王钦若立即上奏赵昏君。赵昏君心领神会，立即下圣旨建造了”灵液亭”。与此同时，王钦若接着又制造了符瑞——天书降于泰山的骗局。根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曾有黄帛一条曳于左承门的南鸱尾上，赵昏君说是“天书”，于是改元为“大中祥符”。这次，王钦若又故伎重演伪造“天书”降于泰山。王钦若让乾云观的老道士伪造了黄素书（即所谓的“天书”）偷偷挂在乾云观北面树林的一棵大树上。王钦若立即派人将“天书”送往朝中，赵昏君立即编造了一个“夜梦神人秘语泰山将降天书”的谎言，胡说什么“虽蒙神人降告，却不敢泄露，唯谕王钦若秘去泰山敬侯，嘱其发现祥异，火速禀报，今果得天书，正与梦境符合”云云。王旦等奸臣立即奏请赵昏君封禅泰山，大中祥符元年七月，赵昏君率领文武百官，不远千山万水，车载“天书”，浩浩荡荡东行封禅，走了三个多月，来到泰山。举行完盛况空前的隆重的封禅庆典仪式后，赵昏君立即掏出御用文人早已写好的底稿，装模作样地挥毫泼墨，写下了臭名昭著的《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命人刻于大观峰东壁上，与唐摩崖并列，这就是遗笑千古的“宋摩崖”。那个“扒灰”高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赵昏君则封泰山神为“仁圣天齐王”。第二年，奸臣们又为纪念赵昏君封禅刻了“三坛颂碑”，即王旦撰文的《封祀坛颂》、陈尧叟撰文的《封禅朝觐坛颂》、王钦若撰文的《禅社首坛颂》。赵昏君为了表彰乾云观的老道士伪造“天书”的功劳，拨巨资改建了乾云观，并将乾云观更名为“天书观”，作为保存“泰山天书”的地方。为了达到欺骗天下人的根本目的，赵昏君降旨把泰山降“天书”之日（6月6日）定为“天贶节”。为了答谢上天赐“天书”的厚恩，赵昏君又拨巨资在岱庙内建了一座大殿，取上天赐予之意，命名为“天贶殿”，又命翰林学士杨亿撰写了《大宋天贶殿碑》。大中祥符六年（1013），赵昏君又晋封泰山神为“天齐仁圣帝”……但历来的编造谎言的人都怕遭到后人的唾骂，据说，王旦临死的时候忏悔道：我参与伪造天书之事，我对不起上苍！赵昏君临死的时候也没有忘记留下遗嘱，让他的儿子（宋仁宗）把“天书”殉葬于陵墓，他想以此了结这一幕伪造的历史闹剧。史学家对此嘲弄曰：“呜呼贤哉！”，《宋史》中云：“及山澶渊之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吁，可怪也！”有关赵昏君封禅泰山的石刻，虽然只不过是赵昏君和他的奸臣们及那些老道士装神弄鬼的罪证，但也给历史学家研究宋代历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这也算是赵昏君和他的奸臣们及那些老道士的一点历史“功绩”吧！1983年我登上泰山，当我浏览着那些装神弄鬼的封建帝王留下的千古笑柄时，正当风华正茂、书生意气的我，一时心血来潮，就步毛泽东的《沁园春·长沙》词的韵脚，作了这样一首词：                           沁园春                         泰山感封禅                          春胜十秋，                          黄河东去，                          岱宗之头。                          瞰群山绿遍，                          草木尽染；                          九天碧透，                          涧水奔流。                          鹏抟长空，                          燕翔山底，                          万物韶光皆自由。                          苍穹廓，                          眺九州大地，                          几度沉浮？                          多少帝王曾游，                          叹往昔悠悠岁月稠。                          祈江山万年，                          盛世永茂；                          不知国气，                          衰败难遒，                          苍苍泰山，                          千古文字，                          巍巍古松嘲王侯。                          神有否？                          到处长流水，                          未见神舟。      这些封禅泰山的封建帝王就是通过封禅泰山“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但给后人留下的是千古笑柄……九评文痞把千古笑柄当作论据，这实在又是一大愚蠢！我不知道九评文痞是否登过泰山，更不知道当他们浏览那些装神弄鬼的封建帝王留下的千古笑柄时，在想什么……      回顾李洪志的所作所为，他的狐狸尾巴是逐渐暴露的。他最先只是举着传授气功不问政治的招牌，继而又打出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招牌，继而又打出了人权的招牌，继而又公开与共产党叫板……李洪志的狐狸尾巴现在终于完全暴露出来了，把以前的各种招牌全扔了，最后一边叫喊着庸俗天命论一边举起了“君权神授”的肮脏旗。原来他把自己美化成大佛、大觉者、大神仙的根本目的是想当中国的“君”！一个连初中科学知识都没有学好的糊涂虫，居然想通过装神弄鬼控制一个正在崛起的科技强国？控制崇尚龙凤精神的炎黄子孙？简直是白日作梦！简直是痴心妄想！简直是不自量力！简直是不知羞耻！ 第四大愚蠢—— 不要脸皮地谈论古典文学名著           九评文痞理直气壮地说：“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天人合一’代表着我们祖先的宇宙观……”一看这些话，的确有点学者的味道。但接着从“天人合一”的外衣里便抛出了宿命论垃圾：“长江大坝，南水北调，都是准备以万亿计的金钱，图谋改变自然生态……”原来，他们是把三峡工程、南水北调作为攻击中共破坏自然生态的两支“利箭”。     按照九评文痞的“天人合一”的观点，就那是，即使长江洪水把长江下游的人全部淹死，也不能动长江一根毫毛；即使所有的北方人因为缺水都渴死了，也不能随便从南方调水！否则就是违反了天意！我们的祖先是这样理解“天人合一”的吗？     我国近代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等科学家研究证实：地球的气候曾发生多次冷暖期的交替变化，从5000年前的仰韶时代到3000年前的殷商时代，正遇上了地球变暖的时期，气温高、降水多是这个时期的气候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洪水灾害频繁。世界上的许多古代文明就是毁于频繁的洪水灾害。我们龙的传人之所以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以大无畏的精神和智慧治理洪水灾害。     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讲述过女娲补天的神话故事。女娲时代的洪水泛滥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外国古人的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祖先因为得到了神的恩典才在洪水灾难中幸运地逃生了。这就表现了外国古人对洪水灾难的恐惧和无奈，因此加剧了对神的崇拜。女娲补天的神话则表现了我们的祖先与神斗争、与洪水斗争的顽强的精神。     女娲治水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勇敢地与洪水斗争。在中国民族的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治水英雄。大禹就是女娲之后的治水英雄的第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在我国，大禹治水的故事家喻户晓，不仅山东潍坊流传着大禹治理潍水的神话故事，不仅不仅潍坊有禹王台，很多地方也流传着大禹治水的故事，也有禹王台。     孔子就是从大禹治水的方法中悟出了“中庸之道”，又反过来指导了后人治水。孔子认为，“中庸”是处理问题最好的方法，所以强调“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所谓“中”，指“正道”，其反面是“过”和“不及”，二者都是走极端的邪道。“庸”即常，常道，指规律。“中庸”指办事要切合时宜，把握分寸，实事求是地选择能够中道的好办法和解决问题的好途径。孔子以“中庸”为处世要旨，强调人们在思考判断问题时要“执中”。后世儒士把中庸之道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秘诀。孔子的中庸思想是如何形成的呢？孔子是在总结大禹父子治理水患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中庸思想的。尧命大禹的父亲鲧治水，鲧一味采用“堙”(土挡、堵塞)的办法，结果治水九年不但没有制服水患，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水灾，于是被尧的继承人舜王斩首。鲧死后，禹继承了父亲的治水事业，并吸取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以疏导为主的办法，结果取得了成功。到了孔子所处的春秋时期，堤防已普遍存在，且已成为人们与洪水斗争的主要手段。有了堤防，遏制洪水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了。由治水过程中鲧的“堙”，到大禹的“疏”，再到春秋时“堤”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治水理论和技术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堤”也是“堙”，但堤防的“堙”与鲧采用的“堙”有本质的区别，是从单纯消极的防洪进入到积极防洪的飞跃。同时，“疏”与“堙”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采用哪种治水方法为主，要因时、因地制宜。治水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堙——疏——堤”的辩证发展过程，这就给孔子的理论思考以极大的启迪，使他深刻认识到：人类要改造自然，必须优选成功的正道。这就为“中庸”方法论的出台开拓了道路。另外，历史上周厉王采取堵塞民口的“弥谤”政策，导致于无声处突起惊雷，国人暴动的事实，使孔子从中得到“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流尚不可塞，民口岂能去堵的警示，于是促使孔子提出了“中庸”思想。孔子多次赞颂大禹治水为民造福的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他“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的奋斗和奉献精神，并奉大禹为“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的仁人、圣人。这一方面表达出孔子对大禹的无限的敬仰之情，也说明孔子把除水害、兴水利的治水活动视为治国安邦的大事。     在我国还广泛流传着一个治水英雄的神话，那就是李冰和他的儿子的治水神话。历史上许多典籍记载了许多李冰和他的儿子的治水神话。传说在战国末期秦昭王时代，李冰被派往蜀地作太守。他一到任，就听说蜀地泯江水的水神贪淫好色，每年都要选娶两个年轻的姑娘做他的新妇，稍不遂意，便兴波作浪，为害人民。李冰得知这一情况后，便下决心要为当地人民除害。《太平御览》卷八八二引汉代应劭的《风俗通》记述了“李冰斗犀牛”的传说：“秦昭王伐蜀，命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自出钱百万以行聘，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神坐，举酒酹曰：‘今得传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敬酒。’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于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绶也。’还复斗，主薄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后无复患。”这是李冰诛除泯江水神的最早传说。稍后一些，便演化为李冰入水斗蛟的传说：“李冰为蜀郡守，有蛟岁暴，漂垫相望。冰乃入水戳蛟，己为牛形，江神龙跃，冰不胜。及出，选卒之勇者数百，持强弓大箭，约曰：‘吾前者为牛，今江神亦必为牛矣，我以大白练自束以辨，汝当杀其无记者。’遂吼呼而入。须臾，风雷大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斗于水上。公练甚长白，武士乃齐射其神，遂毙。从此蜀人不复为水所病。”《灌志文征》卷五《李公父子治水记》：“秦灾蜀，秦王命李冰为蜀郡守，二郎亦偕其父同至蜀。时蜀地多水患，二郎奉父命往寻洪水祸源，思有以治之。二郎跋山涉水，自秋徂冬，从冬及春，沓无消息。一日入山林，遇猛虎，二郎射虎死，方割取虎头。七猎人出，二郎举虎头示之，七人咸惊。乃求共往侦水患，二郎允之。遂同至灌县城边一小河，闻茅屋内有哭声，觇之，乃老妪哀其幼孙将往祭水怪孽龙者，知洪水患害，乃在于斯耳。遂与七人同往白父，李冰授以擒龙之法，众人依计而行。至祭日，二郎持三尖两刃刀，与七友同入江神庙，伏神座后。顷之，孽龙随风雨入庙攫祭物。二郎率七友遽出，齐战孽龙，龙不支，窜出庙。四山锣鼓喧天，人声如潮。龙惧入水，二郎与七友亦俱入水；龙上岸，亦俱上岸，遂擒孽龙。二郎与七友斗疲，暂憩于王婆岩下，而置龙于河中。河有龙洞，通崇床州河，孽龙乃伺机逃。二郎以三尖两刃刀置河上，倾耳近柄而听之，惊曰：“龙遁矣！”乃与七友急往觅龙，终复擒之于新津县童子堰。方返至王婆岩，遇前日茅屋泣孙老妪，持铁锁链来谢赠之。二郎即以此锁链锁孽龙，系之于伏龙观石柱下深潭中，后遂无水患。”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三世纪，战国末期秦昭襄王时，李冰出任蜀郡大守。那时，岷江每年都要发生洪涝灾害，人民深受灾害之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李冰带着儿子二郎等人，沿岷江考察，终于搞清了水患的成因。原来，每年春末夏初的岷山积雪融化，雪水汇入岷江，导致岷江涨水，进入灌县以后，江水冲决堤岸，淹没农田、村庄，而汛期一过，人民又遭受干旱之苦。为了解决水患与灌溉成都平原，李冰采用火烧岩石，再泼凉水使岩石爆裂的方法，组织百姓在灌县东边的玉垒山脚下凿开了一个口子（即宝瓶口），又修一段河道，把岷江与沱江连接起来，从而把岷江之水引向了成都平原。因为宝瓶口地势高，分流的岷江水太少，李冰又在江心筑一个分水堤，把更多的岷江水引到宝瓶口来。筑分水堤时，为了解决单块卵石被水流冲走的问题，李冰让人们把卵石装入竹篮内，依次沉入江心，一道分水堤就这样筑起来了，这道分水堤被称为金刚堤。金刚堤的东侧称为内江，江水经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西侧为外江，江水仍从岷江故道流走。为了适应岷江流量的变化，洪水来时不让太多的水流入成都平原，李冰又在分水堤尾向内江岸边修建了一道飞沙堰，起泄洪排沙的作用。当内江水太多时，多余的江水就从飞沙堰上漫出外江。为了避免泥沙淤积在飞沙堰前，李冰十分巧妙地让飞沙堰与江水流向之间有一个夹角，使得水流在这里产生漩流，江水中的泥沙、卵石就被卷起来越过飞沙堰抛入外江。宝瓶口、金刚堤、飞沙堰构成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三大主体。为了保证工程的长期正常运行，李冰还制定了一些有关使用和维护的规则。为了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又雕刻了三个石人，置于水中，让人们知道“枯水（低水位）不淹足，洪水（高水位）不过肩”。还雕刻石马一匹沉入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并把“深淘滩、低作堰”的要求刻在江边的石壁上。这就是造福后代的著名的都江堰治水工程。     《史记》对都江堰工程作了这样的记载：成都平原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2000年，都江堰被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并评价都江堰为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为了纪念李冰父子，人们在都江堰东岸建起了气势恢弘的二王庙。传说阴历6月24日、26日分别是李冰父子的生日，每到这几天，都江堰都会出现以纪念李冰父子为主题的庙会。近几年来，前来祭祀的人们有时高达10万，媒体曾这样描写当时的盛况：从二王庙到安澜桥（都江堰处的一座铁索桥）几百米的范围内，挪动一步都十分困难。后人把李冰父子的治水事实编成了神话，还建庙祭祀之，这并不是封建迷信思想，而是表达对李冰父子的无限的敬仰和感激之情，这正体现了中华民族饮水不忘掘井人的感恩思想和传统道德观念，并成为华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李冰父子治水既有史书记载，又有物证，但后人还是把治水的事实编成了神话，这又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大禹治水的真实性。     事实上我国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停止过治水活动。李冰之后又出了很多治水英雄，元朝时的天文学家、水力学家、数学家郭守敬（1231~1316）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为了治水，潜心研究数学、天文学，革新创造了许多天文仪器，其先进水平领先世界300多年。他指挥了惠通河和黄河流域的治理。他是炎黄子孙值得骄傲的杰出的古代科学家之一。     在此值还得一提的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的使用，在治水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     虽然历朝历代从来没有停止过治水活动，但真正制服了水患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新中国成立以后，实施了大规模的治水运动，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洪水灾害。正在建设的世界第一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是大禹治水精神的一个延续，而且这种精神还会延续下去……     许许多多的被宗教迷昏了的古老民族，他们以万分虔诚的心对待神，但他们却被无情的洪水吞噬了！正是因为我们龙的传人世世代代继承发扬大禹的治水精神，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才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至今！     显而易见，李洪志及其走狗的观点是宿命论垃圾！     假如让李洪志当上中国的“君”，如果当洪水泛滥的时候，他肯定会叫喊：“宇宙中有这样一个里，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你们所以遭洪水，是因为你们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坏事，你们就等着死吧……”如果北方的一个城市没有水喝，他肯定又会叫喊：“你们不能违反天意，耐心地等着天神降雨吧，如果天神不降雨，那就说明你们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坏事，那你们就耐心地等待死神来接你们吧……”炎黄子孙能拥护这样的神当“君”吗？能拥护以歪理邪说糊弄人民的混蛋当“君”吗？

第五大愚蠢—— 从历史的垃圾堆里又捡出了庸俗天命论的破烂货

九评文痞以文艺理论家的口气道貌岸然地说：“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谐的基础。/属于精神层面上的道德常常是抽象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灵通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略梦》的线索；《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这绝非是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后人存在着深远的影响。”     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只是断章取义地看到了文学作品表面上的某根毫毛，由于他们素质的低下，没有看到作者的真正的写作意图。我在《二十评李洪志》中已经专门论述过，吴承恩是借《西游记》尽情地嘲笑封建统治者，无情地讽刺神、佛、仙。所以在这里我不想再对《西游记》多言，在这里我想重点谈一下《红楼梦》。     先从“天不变，道亦不变”谈起。这个论点是汉代的一个名叫董仲舒的人的“高论”。董仲舒这位所谓的汉代大儒，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馊败文化的霉味，他集中了中国无耻文人的丑陋或丑恶。董仲舒以研究儒学经典、主要是《公羊春秋》闻名当世，汉景帝时作了博士官，收学生讲诵经典，曾经“三年不窥园”，也就是说，三年间闭门读书、教书，其实不过只是为了求取一个功名。据说他“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又专门研究“天人感应”，对祈雨、驱邪一类巫术似乎特别在行，可见此人酸腐气、头巾气多么浓郁。董仲舒这位所谓的大儒事实上与孔子相去甚远。孔子无论如何是一位有着清澈理智的人物，比如他“不语怪力乱神”的风格，就值得欣赏。而董仲舒却打着儒家的幌子，贩卖了一整套充斥迷信色彩的玩意，这套玩意就是“天人感应”学说。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无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又说：“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上下不和，则阴阳谬戾而妖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起也。”这老夫子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整出这套“天人感应”的理论，用“天威”吓唬“天子”，从此，灾异现象就被赋予“天”的意志，有了制约人的“神气”。在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中，还整出一套祭“天”的程式，把求雨、止雨与阴阳、男女分工结合起来，虽然很混帐，但很认真。在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封建社会里，科学匮乏的国人，一直遵从这种灾异观。尽管有不少探索科学、反对迷信的猛士，探索自然灾害的科学理论，但没能动摇根深蒂固的传统灾异观。他的一部《春秋繁露》，混合了庸俗天命论及民间巫术，成了一部乌烟瘴气的大杂烩。莫怪后来有人耻笑董仲舒，制造谶言假托孔子说：“董仲舒，乱我书！”（参《论衡·案书篇）董仲舒至为丑陋的一段公案是向汉武帝刘彻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学”几乎成为“儒教”，中国文化暗中完成了一大变化——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已成昨日黄花；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读经”一条独木桥可走！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抑制了读书人独立思考的冲动与可能性，遮蔽了人性中至为高贵的自由精神，以一种毫不宽容、异端的文化霸权姿态桎梏着思考者的理性和想象力，把民族推向愚昧的深渊，统治者赖此有了控制思想、以思想定罪的理论依据。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从文化动因角度看，有了一个丑陋的逻辑——天是有意志的，道是永恒的（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真理已在儒学经典中完成，异端邪说等同于旁门左道；文人的前途（乃至于国人的前途）在于做官，做官就要读书，读书就要读圣贤书，圣贤书就是所谓“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除此之外，生活再无别的意义。从此以后，在漫长的两年的封建社会中，再也没有出现过像春秋战国时期的那样的思想家。董仲舒的人口思想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把孔子的男尊女卑思想推向极端，加以绝对化。他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春秋繁露·基义》）。认为男的为阳，女的为阴，是“尽取之天”（同上），由上天所决定，而且阳的永远是主体，阴的永远是附庸，“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出也，常悬于后而空守处”（同上），男尊女卑完全是天经地义的、永恒的。董仲舒在男尊女卑问题上，贯以阴阳五行之说，作为永恒的自然规律来看待是荒谬的。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重男轻女思想的广泛流传和把广大妇女压在社会最底层，起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再介绍一下《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其人。曹雪芹，名霑，字梦阮，“雪芹”是他的别号，又号芹圃、芹溪。约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除夕或次年除夕。曹家的祖上本是汉人，约于明永乐年间迁到辽东，后被编入满洲正白旗。清初时他的高祖曹振彦随清兵入关，立有军功，曹家成为专为宫廷服务的内务府人员，家族开始发达起来。他的曾祖曹玺的妻子当过康熙的保姆，而祖父曹寅小时也作过康熙的伴读。　　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康熙登基后，曹家得到格外的恩宠。康熙二年（1763），暂玺授江宁织造，此后曹寅及伯父曹颙、其父亲袭任此职，前后达六十余年。江宁织造名义上只是一个为宫廷采办织物和日常用品的小官，但实际上则是康熙派驻江南、督察军政民情的私人心腹，康熙六次南巡，其中四次由曹寅接驾，并以江宁织造府为行宫；同时江宁织造还控制着江南的丝织业，从中获取极大的利益。曹雪芹就是在这种繁盛荣华的家境中度过了他到十三岁为止的少年时代。康熙死后，曹家的境况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激烈的宫廷斗争才获得皇位的雍正，急于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也包括肃清其父亲的内外亲信。雍正五年（1727），其父亲以解送织物进京时“苛索繁费，苦累驿站”、“织造款项亏空甚多”等罪名被革职，家产也被抄没，全家迁回北京。最初，曹家还蒙恩稍稍留下些房产田地，后于乾隆初年又发生一次详情不明的变故，遂彻底败落，子弟们沦落到社会底层。曹雪芹本人的情况现在了解得还很少，只能从他的好友敦诚、敦敏和张宜泉等人留下的不多的诗中以及其他很少的零散材料中探知些许。回京后，曹雪芹曾在一所宗族学堂“右翼宗学”里当过掌管文墨的杂差，地位卑下，境遇潦倒，常常要靠卖画才能维持生活。但作为一个经历过富贵繁华而又才气横溢的人，他很难放下自己的尊严；他的个性豪爽旷放，朋友们比之为示俗人以白眼的阮籍。他的一生的最后十几年，流落到北京西郊的一个小山村（《红楼梦》就是在那里写成的），生活更加困顿，已经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敦诚《赠曹芹圃》）的地步。乾隆二十六年（1762）秋，爱子夭亡，不久，他也伤感谢世，留下一个新娶不久的继妻和一部未完成的书稿。敦诚《挽曹雪芹》诗以“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这样哀切的句子，写出其最后的凄凉。在封建时代残酷的权力斗争中，像曹家那样由盛而衰的剧变，并非罕见。但只有亲身经历这种剧变的人，才会对人生对社会对世情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真切感受，这和旁观世事变幻者的感受不同。在饱经沧桑之后，曹雪芹的郁结的情感需要得到宣泄，他的才华也需要得到一种实现，从而，他的生命才能从苦难中解脱而成为有意义的完成。他选择了艺术创造——被不幸的命运所摧残的天才重建自我的唯一方式。《红楼梦》第一回记述道：“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后又题一绝云：“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也许可以说，中国历史上除了司马迁作《史记》，再没有人像曹雪芹这样以全部的深情和心血投入于一部著作的写作。但他去世时，全书仅完成前八十回，并留下一些残稿，这些残稿后来也佚失了。从《红楼梦》的第一回来看，曹雪芹对这部小说似乎考虑过好几个书名，文中提及的有《石头记》、《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乾隆四十九年甲辰（1784）梦觉主人序本正式题为《红楼梦》，在此以前，此书一般都题为《石头记》，此后《红楼梦》便取代《石头记》而成为通行的书名。     事实上是，《红楼梦》是曹雪芹含着辛酸的眼泪，写的一部回忆录，是一部很具有历史深度和社会批判意义的爱情小说，是对虚伪的封建道德的血泪控诉。它颠倒了封建道德观念，把人的情感生活的满足放到了最高的地位上，用受社会污染较少、较富于人性之美的青年女性来否定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从而表现出对自由的生活的渴望。从而，它也前所未有地描绘出美丽聪慧、活泼动人的女性群像。虽然《红楼梦》始终笼罩着一种宿命的伤感和悲凉，但也始终未曾放弃对美的理想的追求。在引导人性毁弃丑恶、趋向完美的意义上，它是有着不朽价值的。谋划了封建道德规范的伪君子董仲舒把女人贬在了脚下，曹雪芹却用深情的笔细腻地讴歌女子的种种美德；董仲舒赞赏的君子，在曹雪芹笔下的贾赦、贾珍、贾琏、贾蓉等人却都是些道德堕落的家伙；董仲舒提倡男子读儒家经书取功名，但聪睿的贾宝玉却对儒家经书不屑一顾……     现在已经不难看出，九评文痞本想用古典文学名著为他们的歪理邪说提供论据，但由于他们不学无术，所以没有真正理解古典名著的精髓，所以又弄巧成拙了，又一次表现出了可悲的愚蠢。

夸父

第六大愚蠢—— 狂妄地咒骂农民、工人是痞子、流氓

九评文痞狂妄地咒骂农民、工人是痞子流氓，这是一种丧心病狂的愚蠢。     即使在封建社会，明智的思想家和封建统治者也没有一个敢这样谩骂农民，因为他们都清楚“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为他们明白，农民是社会群体中最多的人，得罪了农民就等于失去的天下。不仅如此，很多明智的思想家和封建官僚还对农民给予了高度评价。上至两千多年前的孟子对齐宣王说：“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他的意思是说，真正能爱人民的人，他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二百多年前的范县县令郑板桥认为“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中说：“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农夫上者种地百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是为最贵，而人反不重乎？”     李洪志及其走狗，他们自称是万能的神仙，却大口地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他们一边大口地吃着农民种的粮食，一边谩骂农民是痞子。他们自称是万能的神仙，却穿着工人做的衣服；他们身上穿着工人做的衣服，却谩骂工人是流氓。他们的道德底线已经沦丧到不可理喻的地步了，他们是败类！他们是垃圾！     “得民心者得天下”是一个真理，现在的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组织都没有敢轻视工人、农民的，唯独李洪志及其走狗敢这样狂妄！实在是愚昧至极！实在是愚蠢至极！因此，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共产党退出了政治舞台，任何明智的政党执政，也永远不会为了讨好李洪志而背叛广大的工人、农民！李洪志及其走狗这一丧心病狂的愚蠢永远断送了他们在中国的光明正大的立足之地……

第七大愚蠢—— 肆无忌惮地反对“耕者有其田”

九评文痞肆无忌惮地说：“建国仅三个月，共产党就着手在全国全面开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鼓励无田的农民斗争有田的农民……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产党建立政权的根本障碍。农村社会本来是和谐的，土地所有和租用关系不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地主养活农民，农民养活地主。这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依存的关系……”     九评文痞所说的“中国农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就是指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这种制度是像九评文痞说的那么“和谐”吗？我出生在新社会，也没有像李洪志那样的神奇的天目，所以我只能从后人敬仰的清官的文学作品中了解过去。郑板桥是最受潍坊人民敬仰的清官，所以我也敬仰他，所以我对他作了一些研究。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华人。他自幼聪明过人，才华横溢，以其诗、书、画“三绝”闻名于世。他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他胸怀济世韬略，但因其恃才傲物，故长期受无才昏庸的高官的压制，空怀鸿鹄之志，却无施展机会。直到51岁才到贫穷落后的山东范县当了个七品县令。乾隆十一年（1746），潍县（今山东潍坊市）遇大灾，54岁的他授命于危难之际，来到了多灾多难的潍县。他来到潍县，面对惨不忍睹的灾情，冒着掉“顶子”的风险，未经上批，立即开仓赈灾，救灾民于水火。他是潍县人民敬爱的清官，所以他的许多逸事在潍坊市民间时代流传。郑板桥与同时代罗聘、黄慎、李方膺、高翔、金农、李鱓、汪士慎七位画家并称“扬州八怪”。我对板桥的“怪味”作了一些研究，最后总结出了“二十三怪”，他的第七怪就是“他彻底地否定了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     板桥对封建土地制度的否定是大胆而深刻的，他已经认识到封建剥削阶级大量兼并土地是一种“占人产业”的极大的罪恶行为，是人民倾家荡产、走投无路的根源。清朝沿袭明朝的法律，清律明确保护官僚、贵族、地主占有大量田产。所以诸王和八旗兵丁、公主、宦官、官僚等都凭借封建政权，以巧取豪夺等方式占有大量的土地，这些占有者所抢夺的土地，都受清律的严格保护。如此同时，清律还严格维护封建的租佃、借贷关系。如清律规定：佃户拖欠租银，除允许地主撤地另佃外，还勒令将所欠如数交清，否则按律论杖。前私债违约不还的，按照借钱数量和过限月数，处以不等的笞、杖刑，并追还本息给债主，以保护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这样的法律，使贫穷者越贫，富裕者越富。板桥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里说：“吾家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吃。将来需卖二百田。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醉过。天下无田无业者多矣，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予！”按清律板桥可以任意购买土地，但他认为大量占地是对“无田无业”者的犯罪。板桥在《潍县竹枝词》第二十四首诗中写道：“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篓盐挑又被抓。”该诗的意思是说，潍县城四周富饶肥沃的万顷良田，都被富豪霸占兼并。可怜的贫苦农民不得不在靠近北海的盐碱地耕种，但收不了几粒粮食，为了糊口活命，不得不私贩点盐，但是挑了半篓盐还是被官盐务的官办大盐商捉住……该诗表露了板桥对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的深切同情。由此可以看出，在板桥时代，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不是那么“和谐”！     事实上，“耕者有其田”是我国农民两千多年的梦想。我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当绝大多数土地被封建官僚和地主霸占以后，当绝大多数的农民贫穷到无法生存的时候，就只能造反！所以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军都是高喊着“耕者有其田”的口号。     “耕者有其田”也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1924年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会后，孙中山又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孙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被地主、封建官僚的代表蒋介石篡夺，于是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化为泡影。     新中国的成立，使我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两千多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1949年9月29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有步骤地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第二十七条：“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实现耕者有其田。”在这个共同纲领的指导下，全国进行了全面的土地改革。虽然后来我国的农村土地政策走过了一段众所周知的弯路，但还是又走上正确的道路……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确保了每一个农民都有拥有土地的权利，而且取消了任何费税。“皇粮国税”是历朝历代的农民的义务，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结束了“皇粮国税”的历史。据我了解，农民对现在的土地政策是很满意的。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总结大陆失败的教训，意识到，只有赢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才能在台湾站住脚跟。只有解决土地问题，才能就会获得大多数农民的支持。所以蒋介石也采取了“耕者有其田”的三步曲土地改革措施：第一部曲：实行“三七五减租”。意思是地主对佃农的租额不得超过全年收获的37.5%，所以简称“三七五减租”。为什么要定这个比例呢？当局是这样计算的：农田普通收获量中，种子、肥料和耕作中其他成本费用要耗25%，扣除这部分，余下的75%地主与农民平分，各得37.5%。所以就叫“三七五减租”。此外还规定，地主出租土地，租期不得少于6年，期满必须续租，不得随意撤租升租，保障佃权的相对稳定。农业歉收时，地主应临时减免地租。同时对佃农也作了一些规定，如佃农地租积欠两年的总额时，地主可以撤佃。“三七五减租”从1949年4月开始，根据当时的统计，因为减租而受益的佃农有近30万户，占全省农户总数的44.5%。“三七五减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由于租率下降，也导致了地价下跌。这为进一步实行土地改革创造了条件。第二部曲：实行“公地放领”。台湾光复后，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耕地叫“公地”。从1951年开始，台湾当局将这些“公地”陆续卖给农民，地价为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为了不受货币贬值的影响，以实物计算，全部地价由农民在10年内分期偿付，不负担利息。受领农民只要连续交纳10年地租，每年交纳的租额正好等于每年应交纳的地价，10年期满，耕地即归农户所有，公地放领到1961年办理完毕。第三步曲：实行“耕者有其田”。为了防止地主隐瞒耕地，台湾省政府从1952年1月到1953年4月将全省地主耕地进行重新丈量，登记造册。随后颁布了“实行耕者有其田法条例”，主要内容有：地主可以保留相当于中等水田3甲(43.5亩)或者旱地不超过6甲，超过的耕地一律由当局征收后放领给农民；征耕地价也是按耕地主要产物全年收获量的2.5倍，当局用债券和股票的形式支付给地主。对于地主来说，“耕者有其田”政策，带有一定的强制性，除按规定予以保留的土地外，其余全部征收放领。国民党在台湾实行的“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使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刺激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使台湾农业很快恢复到二次大战前的最高水平。同时也缓和了社会矛盾，解放了生产力，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迅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李洪志及其走狗反对“耕者有其田”，鼓吹“和谐”的“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的险恶用心就是想复辟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制度，重新使绝大多数的农民沦为被地主剥削的低下地位！我坚信，不仅绝大多数的中国大陆的农民决不会答应，台湾的绝大多数的农民也决不会答应。李洪志及其走狗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企图逆历史潮流而上，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者则昌，逆者则亡！

第八大愚蠢—— 公然叫嚣穷人受穷是天经地义

九评文痞公然叫嚣：“共产主义的中心思想是鼓吹无神，无佛，无道，无前生，无后世，无因果报应。因此，各国共产党都鼓励穷人，流氓无产者无需信神，无须偿还业力，无须安分守己……”      九评文痞在这里的意思是说，穷人之所以受穷，是因为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坏事，所以身上有“业力”。穷人应该心甘情愿地接受贫穷的折磨，这样才算是安分守己的好人。     现在我让大家看一下清官郑板桥是怎样看待穷人的。板桥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宦家庭，40岁之前靠卖字画和教书为生，艰辛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下层人民的苦难产生了深切的同情之心，即时为官以后也是如此。板桥对被剥削的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首先体现在他为了救灾民于水火，敢冒掉“顶子”的风险。乾隆十年（1745年）农历七月十九日，潍县北的渤海发生了一场罕见的海啸，狂涛恶浪不知毁坏了多少粮田、村庄。海水倒灌，又引起潍河洪水泛滥，致使瘟疫流行。第二年八月开始又出现了罕见的旱情，庄稼颗粒无收，因而潍县出现了“人相食，斗粟值钱千百”的悲惨景象。潍县县令、无锡人士秦甸，觉得无力回天，就以年迈为由辞官告老还乡。所以54岁的郑板桥授命于危难之际，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日，来到了多灾多难的潍县，继任县令。板桥来到潍县，了解了灾情后，立即采取“先斩后奏”的方式，未经上批，开官仓赈灾，救灾民于水火。按当时的清律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开官仓是大罪。板桥为了拯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潍县百姓，在关键时候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前程，表现出了顶天立地的凛然风骨。一般的把自己的乌纱帽看得高于一切的封建官僚是决不会为了灾民冒风险的。板桥的许多诗词表现出了他对被剥削的人民的同情。板桥在潍县写的《逃荒行》和《思归行》是他对被剥削的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典型之作。他在《逃荒行》中写道：“十日卖一儿，五日卖一妇，来日剩一身，茫茫即长路……道旁见遗婴，怜拾置担釜；卖尽自家儿，反为他人抚……”他在《思归行》中写道：“山东遇荒岁，牛马先受殃……杀畜食其肉，畜尽人亦亡。”板桥的这两首诗如实地记载了潍县在大灾时的悲惨凄凉之状，令人不忍卒读。对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的封建官僚是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的。他在《潍县署中画竹呈年伯包中大丞括》中云：“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这首诗语言恳切，意境深远，读其诗如见其人……板桥对被剥削的人民表现出深切的同情是真挚的，是热烈的。他的这种高尚的情感，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封建官僚来说是不理解的，他们能不说板桥怪吗？不难看出，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人生观与那些不顾人民死活，大肆搜刮民脂民膏的地主和封建官僚，没有什么区别！     九评文痞的言外之意是说，富人之所以享受荣华富贵，是因为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好事，是理所当然的，是理所当然的，可以安心享受富贵，而不必关心穷人的死活。美国的开明的大资本家是怎样认为呢？美国的开明的大资本家从经济危机中得到了这样一个清醒的认识：他们企业的生存依赖于国民的购买能力，如果绝大多数的国民因为贫穷而丧失了购买能力，他们的好景也不会长久。正因如此大资本家们十分注意做两件事：一是尽力提高员工的工资、福利待遇；二是对社会上的相对贫穷的人慷慨解囊。现举两例。例一：2001年，当布什总统准备签署旨在逐步削减并最终废除遗产税的法案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作为受益人的富豪们反而表示强烈的反对，包括比尔·盖茨爷俩在内的120位美国大富豪联名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请对我们征税。”富豪们指出：取消遗产税将可能使他们的孩子不劳而获，会使富人越来越富，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和社会的平衡。例二：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是当今世界上的第一大慈善家。他暴富以后，立即成立了两个慈善机构——盖茨教育基金会和威廉·盖茨基金会。2000年1月又将两个基金会合并常理了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前一个基金会致力于通过公共图书馆使更多人有机会使用科技资源，后一个基金注重改善全球卫生保健状况。合并后的基金会总部位于西雅图，由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盖茨及帕蒂·斯通斯福主持，拥有比尔及梅林达·盖茨个人捐赠的基金大约240亿美元。迄今为止，盖茨和妻子还为国际健康事业捐赠超过了250亿美元。比尔·盖茨向外界公开了遗嘱，其中宣布将把全部财产的98%留给自己创办的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为了让自己的捐款能够真正使穷人受益，盖茨夫妇认真计算基金会的每一笔投资。事实上，热心慈善事业已经是美国人的一种自觉的高尚的道德。现代慈善事业一般被认为始于美国，美国大富豪、大慈善家卡耐基被公认为现代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他的名言“拥巨富而死者以耻辱终”被世代的慈善家们所传颂。美国的巨富都热心慈善事业。在美国《商业周刊》公布的2004年度世界慈善家排行榜上，比尔·盖茨以绝对的优势名列第一。在这个慈善家排行榜上位列次席的是美国英特尔公司的联合创建人戈登·摩尔及其夫人贝蒂·摩尔，他们5年内的捐款总额已达70.46亿美元；美国第二富豪、投资银行家、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沃伦·巴菲特排名为第三位，最近5年中的捐献总额达到了27.21亿美元。美国金融投资家乔治·绍罗什则以捐款23.01亿美元占据了排行榜的第四位；紧随其后的是在最近5年里捐款13.46亿美元的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斯托尔斯。正因为美国的富人热心慈善事业，所以美国的慈善组织特多，目前有140多万个。李洪志从他的弟子身上搜刮了很多钱财，也算是美国的大富翁了，没听说李大佛向慈善机构捐过款。不难看出，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人生观连美国的开明的大资本家都不如！     在此我提醒一下李洪志先生，在美国千万不要散布这样的鬼话，否则的话很可能被某一个贫穷的美国佬臭揍一顿！

第九大愚蠢—— 竟然为蒋介石乱杀无辜叫好

九评文痞竟然幸灾乐祸地说：“从‘马日事变’，‘四一二屠杀’，到苏区五次‘围剿’以及大溃逃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共长期面临着被消灭的危机。”     九评文痞在这里陈述的是封建独裁者、伪善的基督徒蒋介石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已成公论，我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我在此想说一点的是，在“四一二大屠杀”中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能漏掉一个”。即使共产党人该杀，那也应该事实清楚，那也不应该滥杀无辜。事实上，有许许多多的平民被无辜残杀，所以引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公愤。    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为封建独裁者、伪善的基督徒蒋介草菅人命、滥杀无辜的暴行叫好，这就等于又一次自己撕下了“真善忍”的虚伪面纱……

第十大愚蠢—— 像白痴一样议论西安事变

九评文痞像白痴一样说：“西安事变，指发生于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兵变……共产党策动兵变在先，把蒋介石置于屠刀之下，却又转过身来唱红脸，逼著[笔者注：可能是‘逼着’的意思]蒋介石答应再次接纳共产党。中共不仅躲过灭顶之灾，而且得以二次附体国民政府，红军变成了八路军，再次发展壮大。中共之狡诈欺骗，不可不称高手。”     西安事变众所周知，所以我不想在此重复西安事变的过程。我只阐述一下西安事变的意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而敲响了日本侵略者的丧钟！     九评文痞歪曲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的用心，无非是说共产党搞阴谋诡计，是一种不仁不义的行为。我个人认为，假如西安事变的真相是像九评文痞所说的那样，也说明共产党是伟大的！因为中华民族的存亡是大义，为了大义来点小不义，这也是高尚的。     按照李洪志及其走狗的观点，让封建独裁者、伪善的基督徒蒋介石把红军及共产党斩尽杀绝，国民党的部队也精疲力竭，然后日本鬼子不费吹灰之力占领整个中国，让炎黄子孙都沦为亡国奴，那么李洪志及其走狗的就心满意足了！这是什么样的逻辑？纯汉奸逻辑！由此我联想起了另一件事，九评文痞还为“9·11”事件叫喊了一番，但对美国用导弹袭击中国驻南斯拉夫的大使馆事件一字不提。事实上是，这是一种严重的侵略行为，所以许许多多的常人忍受不了了，所以他们以各种方式表示强烈的抗议。而李洪志及其走狗不仅对此事表现出超常的忍耐能力，而且还与美国某些高官进行了多层次的、全方位的友好合作！这就说明了李洪志已经成了侵略者的一条下贱的狗！ 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已经站到了侵略者的立场上了，已经占到了汉奸的立场上了……而历朝历代的有民族自尊心的炎黄子孙都痛恨卖国贼！我坚信，任何正义的政党也是痛恨卖国贼的，所以即使中国共产党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任何政党也不会容忍李洪志及其走狗，否则，他们就失去了民心。所以我敢断言，邪教“法轮功”在中国永无出头之日！

夸父

第十一大愚蠢—— 放肆地诬蔑二战中的苏联红军

九评文痞放肆地说：“苏共红军，1945年进军东北时奸淫掳掠……”      任何国家的正义的人士都肯定英勇的苏联红军在二战中的伟大贡献，因为他们是德国法西斯的主要掘墓人之一，也是日本侵略者的主要掘墓人之一，这是一支正义的军队，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是一支对人民秋毫无犯的军队，这是一支令侵略者闻风丧胆的军队！英勇的苏联红军以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受到了世人的敬仰！     九评文痞歪曲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是站在汉奸的立场上间接为日本侵略者说话，在这里则是间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了，他们不指责日本关东军在东三省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侵略暴行，却放肆地诬蔑消灭了日本关东军的英勇的苏联红军。     英勇的苏联红军以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受到了世人的敬仰，现在在世的苏联红军也受到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所有国家的人民的由衷的敬仰！因此，现在在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所有国家任何人都可以指责前苏共的种种错误，但没有任何人敢指责苏联红军，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所有国家都给在世的苏联红军很高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因为他们是民族英雄，他们是国家的荣誉，他们是国家的骄傲。     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不仅与正义的炎黄子孙为敌，而且敢于与正义的世界人民为敌，而历史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与正义的人民为敌是没有好下场的！是臭名昭著的！是遗臭万年的！

第十二大愚蠢—— 居然为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叫屈”

九评文痞的汉奸嘴脸是逐渐暴露的，歪曲西安事变的历史事实是站在汉奸的立场上间接为日本侵略者说话，污蔑苏联红军是间接为日本侵略者服务，最后公然为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叫屈”，则是将汉奸的嘴脸完全暴露无遗。     九评文痞是指责共产党对日本战犯进行管制改造。如果共产共再恭恭敬敬地请溥仪当满洲皇帝，如果共产党敲锣打鼓欢送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回国，那么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对日本战犯改造创造了一个人间奇迹。在此我仅以抚顺战犯管理所做简要说明。“如果刚来中国时被处死刑，我们会喊‘大日本帝国万岁’；如果今天被处死刑，我们要喊‘中国共产党万岁！’”很难想象，这是出自日本侵华战犯之手的处决请罪书。1956年4月，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亲手写下这样的悔罪血书。正是中国政府的人道挽救，改造了那些曾经冷酷无情的心。1950年7月，由苏联引渡的960多名日本战犯走进中国抚顺战犯管理所。当时周恩来总理专门指示：要从思想上对日本战犯进行教育和改造，争取一个不死，将来也可考虑一个不杀；尊重每个战犯的人格，不殴打、谩骂和侮辱战犯；要把他们改造好，使其变成新人，变成朋友。根据这一指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人员开始了一项令世人震惊的“改造工程”。日本战犯初来时内心恐惧，因为知道自己在侵华战争中罪行严重，生还渺茫，就“破罐子破摔”，拒不认罪，也不接受改造。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采取疏导方针，突出“改造人、造化人”的政策，充分保障战犯的人格不受侮辱，给予其优厚的生活待遇。战犯们的思想受到触动。1952年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对战犯进行“悔罪教育”：组织愿意学习的人学习《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纪实》等材料，并联系实际开展讨论。两年后，绝大部分日本战犯都交待了自己的罪行。1954年冬，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日时，发布了关押在中国的日本战犯名单，并表明中国政府允许战犯与其家属通信。次年2月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陆续收到中国红十字会转来的日本战犯家属和亲朋寄来的上千件信件和包裹。从家人的期盼和管教人员的勉励中，战犯们对改造前途产生了希望。新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成功改造了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的1000余名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绝大多数成了中日友好的使者。     下面是南方日报者寿蓓蓓写的题为《前日本战犯重回谢罪之地》的报道：     6月27日，大河原孝一再一次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想起了自己55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心情。     “刚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怀有强烈抵触的情绪在这里生活。我们想，战争的责任是否在我？在谁？为什么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是其中最反抗的一员。”83岁的前日本战犯大河原孝一回忆说，“改变思想就是改变灵魂，这是一项深刻、艰巨的任务。”     如今，他是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的身份重返“再生之地”。被遣送回国后，他在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真正的日中友好，要从向中国人民谢罪开始。”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台上，大河原孝一的视线飘过台下的听众，声音略显激动，“今天，我被招待到这个地方来，感到非常光荣，并且想，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呢？”     6月27至2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与会的中方人士有管理所当年的管教员、看守员、医护人员等；来自日本的访问团共计54人，包括大河原孝一在内的4名前日本战犯、“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其中几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尤其显眼，访问团成员的年龄跨度超过60岁。     “回日本50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事情。”另一名前日本战犯岛亚坛发言时说，“我做了版画，举办画展，题目是‘三光’政策。在右翼势力非常嚣张的情况下，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如果我被杀了，这也是我对中国人民表示认罪的一个行动。这50年，我的心情没有改变。”85岁的岛亚坛缓步走下讲台的时候，听众席上的一个日本女青年在擦眼泪。 谢罪之旅     两天的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有14项之多，记者印象最深的是6月28日随“和平之旅”访问团参观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馆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片焦土，堆积着被烧黑的累累人骨。空气沉重得让人屏息闭嘴。眼前多具遗骨保持着临死前张大嘴巴的样子，3000多人的一个大村子就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纪念馆工作人员问访问团是否需要在馆内继续讲解，“继承会”会员、该组织目前惟一的华侨代表李楼摇头说“不需要讲解”。在这里语言是多余的，随团一些人在用自带的摄像机默默记录，他们献上的花篮挽联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大河原孝一在纪念馆门前开口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战前是农民的绵贯好男也有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他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同一天，访问团还在战犯管理所参观了《侵略——三光》画展。30幅黑白色调的版画是岛亚坛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创作的，标题有《示众枭首》、《强奸》、《扫荡》、《三光》……他在每一幅作品前为大家讲解。画面上的日本侵略军全是骷髅造型，隐喻他们为战争恶魔。     岛亚坛在讲解他的画作时说：“日本士兵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就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精神。当时在中国作战，杀中国人、杀八路军，心理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们来中国侵略被说成是帮助中国统一，中国人民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战犯管理所现任所长侯桂花为筹备这次活动刚去过日本，“还能活动的只剩二十几人了。”她说，“80多岁的老头，为呼吁反战做工作，在日本组织南京大屠杀展览、自费建谢罪碑……尽管这次活动他们都积极报名参加，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来了4个。” 初来时都不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几乎保留着1950年建所时的原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犹如陷进一座深灰色的迷宫。      其实，这座日式建筑正是日本侵略军建造的，它的前身抚顺典狱1936年竣工后不久即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场所，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典狱长本人也被关押至此。     1950年7月，走进这里的969名日本战犯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西伯利亚出发前，苏军称送他们回日本，而他们也把回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后，近60万日本、伪满官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收容所，除3000人被判刑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在劳役5年后已经遣返回国。     护士长赵毓英告诉记者，日本战犯刚进所时，普遍患有心血管病、高血压，与当时的情绪有关，认为自己必将受到严惩。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认罪。     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下面是一组大河原孝一等战犯在抚顺向中国人民表示忏悔的照片：

照片一

照片说明：2005年6月，大河原孝一等4位前日本老兵再次来到抚顺战犯管理 所向日本侵华的受难者谢罪

照片二

照片说明：2005年6月28日，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绵贯好男、岛亚壇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前深深忏悔，长时间谢罪。

照片三

照片说明：2005年6月28日，大河原孝一、高桥哲郎、绵贯好男、岛亚壇（从左至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向“抗日殉难烈士谢罪碑”前深深忏悔，长时间谢罪。

二战结束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罪行累累的战争罪犯进行了公开审判，从1946年5月3日第一次开庭至1948年11月12日宣判，持续时间长达两年多，共开庭818次。法庭共受理证据约4300余件，先后有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00多人书面证明，列举了详细的判罪理由。法庭对25名出庭被告做出判决，其中东条英机、广田弘毅等7名甲级战犯被处以绞刑，这些甲级战犯的灵位摆放靖国神社，历来有很多日本的“战争狂”去参拜。李洪志及其走狗对日本战犯的崇拜与日本的“战争狂”何其相似乃尔！假如日本的“战争狂”再来侵略中国，假如侵略者让李洪志当满洲皇帝，李洪志会立即下贱地高呼：天皇万岁！连一点民族自尊心都没有了的民族的败类，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个世界上？！

第十三大愚蠢—— 风狂地为反动会道门叫冤

九评文痞还风狂地为会道门叫冤，指责共产党取缔会道门。      会道门正式产生于１５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但它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朔到据今６个多世纪以前的元代晚期，甚至还可以从更早的年代找到它的影子。总的说来，它是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种封建迷信色彩很浓的秘密结社组织。会道门又可细分为“会门”如大刀会、红枪会、小刀会……。“道门”如九宫道、先天道、一贯道、归根道……等。大体上来说，“道门”的历史要早于“会门”，“道门”一般是由民间秘密教门如白莲教、黄天教、闻香教、先天教、罗教演化而来，例如，一贯道的创始人王觉一，传说就是闻香教教主北直隶今河北滦州今滦县石佛口的王森氏家族的后代。“会门”则出现在明末清初以后，特别是到了近现代时期，数量更是迅速增加。但是它们二者之间并没有严格区别，而是在彼此渗透，相互融汇，混同共生，甚至有的一个教门，既称“会”，又称“道”的现象也时有出现，如先天教，又称先天道；黄天道，也称黄天教；九宫道，亦称普济佛教会；一贯道，又称中华道德总会……，久而久之，不少人便把它们看成了一个整体概念，大概在解放前后才逐渐有了“会道门”这一总的名称。但如果要追朔会道门的历史渊源，可以说与历史上的白莲教系统的民间秘密教门的流传和发展大有关系。因为历代的白莲教教首们，为了避免封建统治者的镇压、取缔，或为了敛财发家，便不断更改和增建新的教门，真可谓花样翻新，五花八门。会道门产生后的几百年间大致经历了初创、兴旺、盛行、分化和衰败的几个时期，但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根除，一有时机便出来兴风作浪，进行活动。     解放后，会道门的反动性、落后性和破坏性充分暴露出来，完全变成了反社会、反政府的反动组织，构成了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极大威胁，因此理所当然的被人民政府镇压、取缔。这一点已写入了我国的宪法。会道门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宣扬三教合一或多教合一。白莲教系统的秘密教门之经卷，本来就是在吸取佛教、道教义和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词句拼凑而成的。因各个会道门的创始人文化修养十分有限，只能从别的宗教的经卷中东拉西扯，胡编乱凑一些词句，再用浅显、粗俗的文字和形式表达出来，构成了自己的所谓经卷。因为这些所谓经文、宝卷，普通人读起来朗朗上口，容易理解，故易于流传。     2、宣扬“末劫”来临和“真空家乡，无生老父母”的信仰。中国关于劫难的说法很早就有，例如南宋时柴望在他所著的《丙丁龟鉴》中就宣传“红羊劫”。他认为在每一甲子的六十年中，凡逢丙午、丁未之年，社会上就要发生一次大劫难、大动荡、大厄运。此外民间教门还有“红羊劫尽，白阳当兴”的隐语，也是宣扬劫难思想。它们认为世界上有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即明暗两宗，而它们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时期被称为“青阳”、“红阳”和“白阳”三际。其实这也就是佛教中的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说，以及儒家所说的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意思。再有，会道门普遍信奉“无生老父母”，这是它们的最高神灵，是创世者和救世主，宣扬为解救人类的劫难，无生老母先后要派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和弥勒佛降世，由他们分别主宰各个时期的人类世界。青阳时期由燃灯佛掌管天盘，即宇宙、世界的意思，红阳时期由释迦牟尼佛掌管天盘，白阳时期由弥勒佛掌管天盘；青阳时期明暗对立是过去，为初际；红阳时期明暗斗争是现在，为中际，此时黑暗势力占据上风，抑制了光明，形成大患，这就是“恐怖大劫”、“世界崩溃”的降临；白阳时期光明最后战胜黑暗，明暗各复本位是未来，为后际。在无生老母的指示下，弥勒佛在无影山，即是神人或真命天子出生的地方前多造“法船”，作为交通工具，把遭受“劫难”的亿万儿女渡回极乐世界——天宫。许多会道门的首领就是利用这种“末劫”思想，宣传、鼓动人们入会该组织，并扬言人们如果入会，就可以在弥勒佛的保护和庇佑下，在大劫难之际免受劫难，化险为夷；并可以建立千年福王国，此时人们就可以进入梦寐以求的“丰乐安稳”的世界，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了。同时他们经常以弥勒佛或真紫微星降世自居，聚众起事，宣传要“换乾坤”、“换世界”、“世界将为之一变”……，以达到个人的政治目的。同时经常向门徒灌输“善因自种，福慧自修，孝顺父母、尊敬师父、广行阴德”，并以此作为“三皈五戒”的补充。     3、会道门的首领主要的目的是敛财、发家致富。会道门的首领大多数都以借机敛财，有的还同时骗色为重要目的，他们往往规定门徒加入该组织要缴纳数目不等的“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入道费”……，此外他们还想出了各种办法，从门徒身上搜刮钱财，诸如门徒入会时要交钱，会首向门徒“赐职”时，下级要向上级交钱，另外还有什么“献心费”、“元勋钱”、“功德费”、“尽孝费”、“水钱”、“线路钱”又叫“盘缠钱”，甚至门徒向教首的孩子磕头也要交钱……，名目繁多，不一而足。而且他们还经常向门徒宣扬，谁交的钱越多，谁将来得到的报酬也越多，地位也越高，当然来生的福泽就越大。往往各个基层组织纷纷按系统把敛来的钱财，层层上交，每级都扣一部分，级别越高扣的越多，最后交到总教首手里。门徒向教首交钱，名曰：“朝贡”。例如，八卦教教首刘佐臣就利用敛来的钱财买房置地，发家致富，并为其子弟捐官。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刘佐臣长子刘如儒汉用了4600余两白银，捐了个山西荣河县知县，一直作了十几年。乾隆初年，刘如儒之子刘恪又用钱捐了个州同知。乾隆二十年1755年，刘恪又给其子刘省过用钱捐了个县丞。再如，仅据不完全的统计闻香教、清茶门教教首王森及其王氏一家通过收徒敛财在河北滦州、真定、迁安以及北京、通州、密云等地有田产11处，修建深宅大院９所，积粮无数，成为当地有名的大户。他家的弟子也有人捐了官。     4、以治病怯灾、健身强体为诱饵，广收门徒。会道门招收门徒的手段之一就是为人治病怯灾，或声称能使人身强体壮、健康长寿。因为他们知道，生老病死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下层民众更为重要，因此对人们的吸引力也最大。会道门内部的日常活动不外是搞一些传授经文、设坛扶占、焚表吞符、降神过阴、巫术迷信，以及念咒、气功、静坐、拳棒习武等。弟子们分为文武两套，即文弟子、武弟子；文场、武场；文斋武荤等，各有各的用场。教首们就是用这些吸引、发展门徒，并借师徒关系、地域关系建立彼此联系，从而发展了大批成员。于是就形成了“谋逆之源，由于聚众，为教首者，又惑劫数，复以符咒，而同教自乐而从逆矣。”     5、以封建家庭世袭制为基础，内部等级森严。会道门组织大多都是以一个家族为基础，搞世袭制。这主要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其家族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一般是父老子继，夫死妻继，或兄死弟继，往往一传几代，十几代，很少外传。例如，八卦教教首刘佐臣死后，由其长子刘如汉继任教首，他死后，由其子刘恪继任，刘恪死后，又由其子刘省过继任，这样刘氏家族一百五六十年间，一直统治着整个八卦教组织。再如，闻香教教首王森死后由其子王好贤继任，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了十几代。会道门内有严格的等级制度，教职分为数等，如教主、头行、续行、总会、开示、经主、会头、会主、领众、走道、坛主、香头……，各级之间差别森严。门徒只能跟自己的师父单线联系，一般不能随便越级联系。又如，罗教最初分三个教阶，亦称“三层功夫”。分别称为小乘、大乘、三乘，后来又细分为十二步。只有三乘才有资格为弟子取带“普”字的法名。平日门徒对待教首就如奴仆对待主子一样，要无条件服从，不能有丝毫违抗。     6、会道门中一般妇女比例较大，尤以寡妇为多。会道门主张“夫妻同修”，故妇女在其中比例较大。再有它的最高主神无生老母就是女性神灵，可见妇女在其中的地位之高。此外，女教首也不少，如黄天教的教首“普明”之妻“普光”，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普净”又称大姑奶奶、“普贤”又称二姑奶奶，白莲教教首唐赛儿、收元教教首王聪儿又称齐王氏、齐二寡妇、天理教教首李文成之妻张氏又称李四嫂……，不胜枚举。至于教众中女性就更多了，其中尤以红阳教为最，该教成员中寡妇最多。     7、会道门内许多秘密不能外传，彼此联系迅速。会道门内有许多机密只有少数人知道，就是普通成员也只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但他们彼此联系却有一种特殊方式，非常迅速。例如，闻香教的通讯方法极为便捷、迅速，叫做“竹签飞筹”，即是在烙有三个王字的竹签上，“筹报机事，一日数百里。”     除此之外，会道门也还有一些特点，如有一部分会道门组织总想攀附权贵，力争合法化，为搞政教合一做准备；有的则暗地活动，进行捣乱，并侍机夺取政权，它们时隐时现，至今并没有彻底根除。     现以“一贯道”为例具体说明一下会道门的危害性。     一贯道道首张天然把寡妇孙素贞（另说孙素真或孙素珍）骗到手后，将其由一贯道女“三才”提拔为“师母”，两人沉瀣一气，狼狈为奸，共同骗取众多道徒的钱，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不止张天然一人，其他道首也都是色胆包天的骗子手。如孟宪森有一次竟然在佛堂将两名女道徒奸污；陈化清将一名马姓女子（年仅20余岁）选为“三才”，以此为借口将其奸污，完全是衣冠禽兽。可笑的是，一贯道道首表面上道貌岸然，一副仁者姿态，背地里却是奸骗邪淫，无恶不作。平日里，道首们向道徒们反复灌输仁义道德，叫他们斩断凡间尘世的情丝，摒弃多余的情欲，自己却个个都是奸淫妇女的行家里手。为了遮掩其丑行，他们美其名曰“天作之合”，称这种流氓行为是“前世姻缘今世了愿”。男道首张世珍、周万钟和女道首庄林惠，三人借口到外地“开荒”好报户口，以传道为幌子勾搭成奸。点传师刘兆祥以“前世有缘”为借口，把女道徒王英诱骗到手，长期霸占，致使王英母女骨肉离散。刘兆祥淫兴大发，又把另一道首刘宝禄的老婆勾引过来，厮混在一起。邴春书诱奸女“三才”孟昭义，后来强迫身怀有孕的孟某坠胎。洛衫勋对女“三才”李秀珍垂涎已久，有一次借口找李某有事，将她骗到高粱地里施以淫威。据今人回忆，民国时期抚顺一贯道道首荒淫无度，其传道组织完全是一个淫窟。他们对道徒实施禁欲主义的道德规范，声称夫妻不能同房，未婚者不许结婚，必须将全部精力献给一贯道。另一方面，色狼面目的一贯道道首们以所谓“结善缘”、“结丹”等名义，恣意强奸女道徒。他们多次举办“仙佛训练班”、“忏悔班”，以“考色”为幌子，对女道徒实施奸淫。一贯道注意培养、发展“三才”，即天、地、人三才。所谓“天才”，是指扶乩时的乩手，“地才”是扶乩时手拿耙子报字者，“人才”是扶乩时的记录员。这三人相互配合，以迷信手段骗取人们的信任，所用工具无非是沙盘、罗圈、耗子、纸张笔砚。女“三才”又称“坤三才”、“女道亲”，是道首骗色的主要对象。因为这些女道徒对邪教执迷不悟，中毒很深，多半甘于“献身”。在她们眼里，献身道首就是献身一贯道的“神圣”事业，不仅不可耻，而且很荣幸。利用女道徒的迷信心态，有些道首在招收女道徒时，叫她们脱光衣服，谎称考验诚心与否，趁势发泄淫欲。道首李继先欺骗女道徒说，女人加入一贯道，必须与师父“结丹”，这样才能长生不老、终成仙果。于是，相继有40多位妇女被其奸污。其中有一位受骗上当的女子问李继先：“怎么还不成仙？”李继先以流氓口吻回答：“你泄露了丹，还得重结。”东北一贯道道首盛考试，曾写有一封忏悔书，其中有这样的交待：（盛考试）现年52岁，一生中尽吃喝嫖赌，无所不好。24岁看纸牌、押宝、奸李某和康某之女，娼妓不计其数。25岁奸王廷诚之妻、罗某之女、王某之女，霸占张某之妻为妾。专做鸦片生意，大秤买，小秤卖，奸商利益。鸡奸胞弟，调戏胞妹……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到一个十足的淫棍和无赖的卑鄙形象！这就是一贯道的真实面目。实际上，一贯道道首不仅以女道徒为发泄兽欲的对象，就是男女道首之间，也干尽各种流氓勾当。如抚顺孟氏佛堂的一贯道老夫人，虽然年事已高，却淫兴不减，是一个淫乱狂。她借机把丈夫赶到别处居住，自己与道首邓明隆日夜鬼混在一起，全然聒不知耻。一贯道有所谓“考财”、“考气”、“考酒”、“考色”之说，谎称考验入道者心地是否纯正。如“考色”完全是色情表演的丑剧：道首们先叫男女道徒们同处一室，然后让他们把衣服脱个精光，相互搂抱，用手抚摸对方。如果有谁动了淫心，就说明他（她）心术不正，意志不坚，情感不纯，不能作为一贯道的门徒。实际上，在一旁“监督”的道首们“大饱眼福”，借以满足他们淫乱的龌龊心理。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心里挑选可以被利用、被奸淫的“猎物”。“考色”场面之卑劣，在近代帮会内部无出其右者！一言以蔽之，“考色”完全是不堪入目的杂交图。     解放初，全国共有会道门300余种，道首和骨干分子约82万人，道徒约1300万余人。这些会道门大半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利用，成为当时企图与人民政府做斗争的最大的反动组织。中央人民政府于1951年2月公布《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八条规定，“利用封建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情节较轻者处三年以上徒刑。”这一规定为打击反动会道门提供了强大法律武器。通过取缔反动会道门工作，一大批道首骨干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道徒争相退道，会道门在社会上声名狼藉，风光不再。所有这一切标志着中国会道门开始步入衰亡阶段。     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自农村到城市相继发生了巨大变革。机遇和挑战纷至沓来，情况瞬息万变。一些人信仰动摇，失去心理平衡而陷入惶惑之中，将目光投向神秘力量，神秘主义风潮悄然兴起，冥想气功、风水术、易卦占卜、鬼文化……，给封建迷信大行其道以可乘之机，会道门在一些地方乘机死灰复燃。2004年3至5月间，北京孔某等3人利用他人信奉佛教的心理，诱骗他人加入会道门组织“一贯通天大道”骗取被害人钱财93000余元。该案北京市经宣武检察院审查，现已依法对3名被告人以诈骗罪提起公诉。在2004年5月，被告人孔某为了发展他人加入会道门组织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将此道说成是“归一佛”，在发展被害人周某加入会道门组织“一贯通天大道”后在本市宣武区先后两次诈骗周某人民币8万元。2004年5月，3名被告人在发展被害人程某加入会道门组织“一贯通天大道”后，在本市朝阳区诈骗程某人民币1万元。2004年3月至5月，被告人孔某伙同李某在本市朝阳区诈骗加入“一贯通天大道”弟子刘某等多人人民币3000余元。2004年广东雷州市拆除取缔了设置在龙门镇谢家村内的反动会道门组织——成道轩经堂。“成道轩经堂”反动会道门始兴于解放前，设址于龙门镇谢家村，有较为严密的人事组织，分有堂长、副堂长、乩生、看字、记字、会计、出纳等。该反动组织自创建后，就非法吸纳道徒，并以传教为幌子，散布各种反动邪说，煽动群众敌对社会，破坏安定团结，1954年3月被定性为反动会道门组织。多年来，当地党委、政府与政法机关曾对该组织进行了3次取缔，拆除其设置的神坛香案，没收销毁其道具、经书等。但近年来，该组织又死灰复燃，并从地下活动转向公开，通过祭日、乩生写字等形式，拉拢、欺骗群众，散布封建迷信思想和反动思想，同时，还以洒撒“仙水”、喝“经水”等为药方治病，毒害群众，骗取钱财。     镇压会道门并不是共产党的专利，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维护社会秩序，都是对会道门采取坚决镇压的态度。     李洪志及其走狗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反对取缔反动的会道门，正说明了“法轮功”也不过是反动的会道门的一种！事实上，从“法轮功”的本质上来到，完全具备了反动的会道门的邪恶特性！历朝历代的会道门都遭到官方的镇压，未来也是一样！退一步说，在中国即使共产党退出政治舞台，任何政党执政也不会容忍反社会、反人民的会道门存在。

第十四大愚蠢—— 恶毒谩骂共产党元老

九评文痞还恶毒谩骂列宁、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元老。     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官方就对列宁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叶利钦总统亲自参加悼念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亡灵的仪式、普京总统重用象雅可福列夫这样的人，以及日里诺夫斯基敢于公开挑头外迁列宁的遗体，这些就是明证），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对列宁闭口不谈，试图让人们忘记列宁。因此，列宁的知名度在俄罗斯出现了下降的趋势。有报道说，如今15%的俄罗斯人已经不知道列宁为何许人。然而，即便如此，列宁的思想和事业在俄罗斯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俄罗斯“社会舆论基金会”的最新调查结果，如今仍然有65%的俄罗斯人积极评价列宁在俄罗斯历史上的作用，其中“完全肯定”的占31%。认为列宁“正面的东西多于负面”的俄罗斯人占总人口的19%，完全否定列宁的俄罗斯人仅占总人口的7%。正因如此，普京总统于2001年7月正式宣布：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团结，迁葬暂不进行。时至今日，红场上的列宁墓依然如故，就像高大的列宁塑像仍旧矗立在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矗立在当年十月革命的指挥地斯摩尔尼宫广场上一样……列宁的遗体迟早有下葬的一天，但聪明的俄罗斯的政治家们明白，这一天还没有到来……     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共产党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的战火纷飞的战场上发展壮大起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元老都是文武双全，品德高尚，生活俭朴，对中华民族赤胆忠心的伟人。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行动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廉政境界，所以人们对他们的敬仰已经超越了国家，已经超越了党派。毛泽东为国为民献出了许多亲人的生命，活着的亲人却没有一个“升官发财”的；毛泽东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终生，却始终过着极其俭朴的生活；毛泽东为龙的传人和全世界的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却没有给亲人留下一分钱的遗产！试问：大禹之后的哪一个帝王的高风亮节可与毛泽东媲美？20世纪的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位政党的领袖的高风亮节可与毛泽东媲美？中国的历史上哪一位民族英雄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现在的网络世界是虚拟的世界，也是人们自由地阐发观点、见解的世界，近日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毛泽东三字经》：“湖南省，韶山冲，出了个，毛泽东。为推翻，旧社会，率工农，闹革命。赶走了，日本鬼，打败了，蒋匪兵。建立了，新中国，消灭了，害人虫。铲除了，恶势力，使社会，得安宁。让穷人，翻了身，是人民，大救星。改造了，工商业，变私营，为国营。实现了，工业化，组建了，陆海空。爆炸了，原子弹，还能够，放卫星。震慑了，美国佬，顶住了，苏修兵。走进了，联合国，唤来了，尼克松。新中国，变强大，毛主席，居首功。到晚年，搞文革，其错误，很严重。但不管，怎么说，决不能，抹其功。若没有，毛主席，新中国，难建成，好领袖，之英名，永记在，我心中。”不难看出，这篇三字经没有什么文采，它的可贵之处是满怀对毛泽东的怀念和敬仰之情实事求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它也代表了绝大多数的正义的中华儿女的心声，这就是不可欺的民意！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所以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降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都哑口无言了,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瓦尔德海姆机敏而锋利的谈吐,不仅表现了他机智无比的外交才能,同时也反映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高尚品格是举世无双的！那“雷鸣般的掌声”表明了周恩来不仅受到了绝大多数的正义中华儿女的敬仰，也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敬仰！     李洪志及其走狗像下贱的泼妇骂街一样诬蔑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元老的根本用心是想让中国共产党人变成无根之木，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这样做，却又弄巧成拙了，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元老以自己的杰出才能、对中华民族的杰出贡献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为自己奠定了不朽的历史丰碑，赢得了绝大多数的有民族自尊心的真正的中华儿女的永久敬仰。他们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豪杰！永远是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华儿女的自豪和骄傲！退一步说，即使中国共产党有一天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毛泽东的遗体还会安静地躺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堂中，毛泽东的像还会高高地挂在天安门城楼上，就像今天的俄罗斯红场上的列宁墓依然如故，就像高大的列宁塑像仍旧矗立在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矗立在当年十月革命的指挥地斯摩尔尼宫广场上一样……我敢断言，恶毒诬蔑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元老的高尚人格的人，永远不可能主宰中国的政治舞台。事实上，对反对“法轮功”的人进行不择手段的人身攻击是李洪志及其走狗的一贯伎俩。任何国家的任何一个组织、一个政党，要想真正赢得人心，要想取得立足的地位，就必须堂堂正正，就必须光明磊落。但李洪志及其走狗，他们为了蛊惑人心，居然采取颠倒黑白的伎俩，用下流的手段侮辱他人的人格。因为我的许多著作未经我许可经常被一些网站非法转载，为了及时制止侵权行为，所以我定期在著名的搜索引擎输入我的名字进行搜索。近日我在“Google”输入我的名字进行搜索时，居然发现了这样一则信息：“姚有为（男，40多岁）， 此人一副讨好主子的嘴脸，整天摇头摆尾的，他主动地跑来拘留所，迫害大法弟子，扬言要摆倒大法弟子。他当着大法弟子的面骂师父，骂大法，还写了一本黑书，全是污蔑大法和师父的污言秽语……”我的嘴脸是这样的吗？我整天摇头摆尾吗？我会用污言秽语侮辱他人吗？不了解我的人，没有看过我的著作的人，也许认为我就是他们所说的那样的小人。真实的现实生活中却发生了这样两件事情：其一，我们这里的一个人，他先是我的学生，后来成了李洪志的弟子。我多次找他谈过话，但他就是执迷不悟。我了解他的性格，此人性格特别内向，思考问题好极端化，但他的本质还是一个很善良的、很实在的人，所以我就没再理会他。当我让他看了上述信息以后，我问他：“你凭良心说句实话，姚老师在你的心目中是这样的人吗？我在你们的同学的心目中是这样的人吗？”他豪不犹豫地回答：“从小学到高中，教过我的老师很多，但你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我终生难忘的老师……”我立即站起来，故作生气地说：“我原来认为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很实在的人，所以我多次保护你，没想到你的性格彻底变了，你也会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了，你知道，我向来厌恶这样的人！今后不要再对任何人说你是我的学生，我没有你这样的学生……”李洪志，我的这个学生因此立即背叛了你！你侮辱我的人格的居心就是为了欺骗更多的人，但熟悉我的人却因此看透了你邪恶本质……其二，李洪志，在你利用因特网向全世界侮辱我的时候，世界中文作家协会却吸收我为会员，“姚氏研究网”把我列为“姚氏名人”，“西安信超-姚姓专栏”把我列为“姚姓名人”。虽然我觉得的自己才华和对社会的贡献与“姚氏名人”、“姚姓名人”的荣誉称号有点名不副实，但至少说明，世界上姓姚的炎黄子孙并没有相信你的胡言乱语，而把我作为他们的骄傲……李洪志，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采用卑鄙的手段侮辱高尚的人的人格，不仅进一步增加了被侮辱的人对你的仇恨，而且会导致更多的高尚的人厌恶你！古人云：仕可杀，不可辱！

第十五大愚蠢—— 把环境污染说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

九评文痞装出一副环保斗士的面孔，把中国的环境污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支“利箭”。     的确，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中国出现的任何问题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然也包括环境污染问题。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列入党和国家的重要仪式议程，为保护环境作了一系列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换一个角度来说，环境污染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利。世界上著名的八大环境污染公害事件都不是发生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马斯河谷事件发生在比利时。1930年12月1～5日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处于狭窄的盆地中，12月1～5日发生气温逆转，工厂排出的有害气体在近地层积累，三天后有人发病，症状表现为胸痛、咳嗽、呼吸困难等。一周内有60多人死亡。心脏病、肺病患者死亡率最高。多诺拉事件发生在美国。1948年10月26～31日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多诺拉镇处于河谷，10月最后一个星期大部分地区受反报旋和逆温控制，加上26～30日持续有雾，使大气污染物在近地层积累。二氧化硫及其氧化作用的产物与大气中尘粒结合是致害因素，发病者5911人，占全镇人口43％。症状是眼痛、喉痛、流鼻涕、干咳、头痛、肢体酸乏、呕吐、腹泻，死亡17人。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也是发生在美国。40年代初期，美国洛杉矶市全市250多万辆汽车每天消耗汽油约1600万升，向大气排放大量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一氧化碳。该市临海依山，处于50公里长的盆地中，汽车排出的废气在日光作用下，形成以臭氧为主的光化学烟雾。伦敦烟雾事件发生在英国。1952年12月5～8日英国伦敦市5～8日英国几乎全境为浓雾覆盖，四天中死亡人数较常年同期约多40000人，45岁以上的死亡最多，约为平时3倍；1岁以下死亡的，约为平时2倍。事件发生的一周中因支气管炎死亡是事件前一周同类人数的9.3倍。四日市哮喘事件发生在日本。1961年日本四日市1955年以来，该市石油冶炼和工业燃油产生的废气，严重污染城市空气。重金属微粒与二氧化硫形成硫酸烟雾。1961年哮喘病发作，1967年一些患者不堪忍受而自杀。1972年市共确认哮喘病患者达817人，死亡10多人。米糠油事件也是发生在日本。1968年3月日本北九洲市、爱知县一带生产米糠油用多氯联苯作脱臭工艺中的热载体，由于生产管理不善，混入米糠油，食用后中毒，患病者超过1400人，至七八月份患病者超过5000人，其中16人死亡，实际受害者约13000人。水俣病事件也是发生在日本。1953～1956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含甲基汞的工业废水污染水体，使水俣湾和不知火海的鱼中毒，人食用毒鱼后受害。1972年日本环境厅公布：水俣湾和新县阿贺野川下游有汞中毒者283，其中60人死亡。痛痛病事件还是发生在日本。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锌、铅冶炼厂等排放的含废水污染了神通川水体，两岸居民利用河水灌溉农田，使稻米和饮用水含镉而中毒，1963年至1979年3 月共有患者130人，其中死亡81人。     显而易见，任何国家的任何政党对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问题都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不是神仙，对现代工业产生的污染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事实上当今世界上的任何国家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环境污染问题，如果可以把环境污染问题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一支“利箭”，那么就可以用这支“利箭”攻击所有国家的所有执政党！从能源消耗总量上说，美国历来是世界头号大气污染制造者，为什么李洪志对此连一个屁都不敢放？

第十六大愚蠢—— 像白痴一样卖矛又卖盾

在《二十评李洪志》中我已经专门论述过，李洪志经常犯卖矛又卖盾的毛病，他的这个致命的毛病已经传染给九评文痞了，以至于使九评文痞像白痴一样经常卖矛又卖盾。现举3例供大家欣赏：      第一矛第一盾：九评文痞忽而叫喊“君权神授”，忽而又叫喊“君轻民贵”。“君权神授”和“君轻民贵”是一对绝然相反的观点，若承认“君权神授”，就必须否定“君轻民贵”；若承认“君轻民贵”，就必须否定“君权神授”。     第二矛第二盾：九评文痞一方面一遍又一遍地叫喊“因果报应”，另一方面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警察对一些“法轮功”习练者“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如果九评文痞还绘声绘色地描述的情况是真实的，如果“因果报应”是真理，那只能做出这样的推论：一些“法轮功”习练者之所以遭受“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那是因为这些人前生或者是今世前半生做了坏事，所以身上有“业力”，这正是“因果报应”！是活该倒霉！警察实施的“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是在给这些人“消业”，这些人身上的“业力”消除了就可以做神仙，就可以到美妙的法轮极乐世界去，所以说，警察是在做助人为乐的好事！愚蠢的“法轮功”邪教徒们，既然你们坚信“因果报应”，那就安分守己地耐心地接受警察的“种种千奇百怪的折磨”吧！美妙的法轮世界在向你们招手……     第三矛第三盾：九评文痞一方面以愤愤不平的笔调描述刘少奇在“文革”中经受的不幸，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好像是他们的爹；另一方面又以怒火万丈的笔调指责刘少奇写了《论共产党人的修养》，这个时候的刘少奇又好像是他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     李洪志及其走狗的自相矛盾的论调证明了其歪理邪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所以他们的歪理邪说只能糊弄那些文化层次低的的愚蠢的人，而更多的清醒理智的人却因此进一步看透了他们的邪教本质。

第十七大愚蠢—— 否定了李洪志的“病理论”

九评文痞还把艾滋病、“非典”作为攻击共产党的两支“利箭”，但他们的这种行为却无意地否定了李洪志的“病理论”。      李洪志说：“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么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因为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有病或者磨难。（笔者注：1994年12月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的《转法轮》第3页）”这就是李洪志的“病理论”。     根据李洪志的“病理论”，某些人“在以前做过坏事而产生的业力才造成”了艾滋病、“非典”，也就是说，治疗艾滋病、“非典”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让艾滋病、“非典”患者修炼“法轮功”消业。     事实是，不信鬼神的中共共产党人依靠科学立即有效地控制了“非典”，为此得到了包括联合国在内的许多有关国际组织的高度评介。     请问九评文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还没有艾滋病的的时侯，艾滋病就已经在美国泛滥了，李大佛在美国已经传法多年了，有多少美国艾滋病患者因为修炼“法轮功”而痊愈了？     九评文痞的这一愚蠢表现在，他们的理论与李洪志的“病理论”相互矛盾了，相互矛盾的两个事物不可能都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或者是九评文痞在胡说八道，或者是李洪志在胡说八道，我的逻辑思维没有什么错误吧？     事实上，自相矛盾是李洪志的一个老病，九评文痞不过是李洪志用金钱雇用的奴才，“九评”的观点肯定都是李洪志的，李洪志在这里不过是又旧病复发了一次。李洪志的这次旧病复发再次证明了其歪理邪说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结束语     李洪志及其走狗至今还为“九评共产党”的出笼而沾沾自喜，他们的可悲之处就是，他们不知道由于他们的一次次的愚蠢表演，使更多的人看清了邪教丑恶本质……

完

唐老鸭

字太拥挤了，看看就眼花。只看了前三篇就吃不消了。但文章不错，哪位能把字调大调开些吗？

落叶

引用：原来“九评”的作者不过是李洪志花钱雇用的不学无术的三流文痞。。。
你根据什么说作者是李洪志请的？而且是花钱请的？“三流文痞”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

引用：九评文痞用极其下流的语言丧心病狂地咒骂共产党，侮辱农民、工人。。。
你所谓的“咒骂、侮辱”只不过是历史的事实，这些事实已经被中共严密地封锁起来了。

引用：九评文痞的用心有两个。。。
你是“九评文痞”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怎么想的？九评没有别的，只是%

原帖由 落叶 于 2008-1-3 23:46 发表
引用：原来“九评”的作者不过是李洪志花钱雇用的不学无术的三流文痞。。。
你根据什么说作者是李洪志请的？而且是花钱请的？“三流文痞”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

引用：九评文痞用极其下流的语言丧心病狂地咒骂共产党，侮辱农民、工人。。。
你所谓的“咒骂、侮辱”只不过是历史的事实，这些事实已经被中共严密地封锁起来了。

引用：九评文痞的用心有两个。。。
你是“九评文痞”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怎么想的？九评没有别的，只是%

大法弟子,我和你说一个笑话;新唐人播黑龙江富锦县农民闹事,可是新闻照片上却出现了河南**县的牌子,这是怎么回事情

原帖由 落叶 于 2008-1-3 23:46 发表


引用：九评文痞的用心有两个。。。
你是“九评文痞”肚中的蛔虫，知道他怎么想的？九评没有别的，只是%

这么说你是“九评文痞”肚中的蛔虫??呵呵.知道他怎么想的？

落叶

原帖由 Guest   于 2008-1-4 13:51 发表


这么说你是“九评文痞”肚中的蛔虫??呵呵.知道他怎么想的？

九评的写作目的，在它的前言中写得很清楚。

落叶

因网络问题（1）没传完整，现续补如下：。。。只是真切勾勒出了中共的真实嘴脸，从而使读者能够据此做出自己的抉择。
－－－－－－－－－－－－－
引用：中国最灿烂的文化时代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不知道你的这一说法从何而来？难道只是依据的诸子百家的数量？照你这么说，岂不是中国文化2千多年以来一直在走下坡？

引用：。。。接受了佛教，而不是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
你是不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是“开放和包容”的？胡服骑射、丝绸之路、遣唐使、郑和下西洋。。。，这些难道还不是“开放和包容”的？佛教不管再怎么包装，它还是外来的，如果没有“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根本无法使它融入到社会生活中去。

引用：为什么传统文化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犹太教？
“开放和包容的姿态”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接纳一切外来的东西。根据你的描述，犹太教并没在中国受到歧视与排斥，可以说正是中国文化的宽容，才给了它们在中国的发展机会，只是它们自己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而已。

引用：后来清朝的雍正皇帝一道圣旨把所有的基督教传教士都赶走了。为什么传统文化不以“开放和包容的姿态”接纳基督教？
荒唐！难道雍正皇帝一个人能代表得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谁给他的这个资格？！

骗子在骗人时会说自己是骗子

骗子在骗人时会说自己是骗子 ?

对不起#7,上面#10复错了.

落叶

原帖由 Guest   于 2008-1-4 16:52 发表
骗子在骗人时会说自己是骗子 ?

对不起#7,上面#10复错了.

你说说看，哪里骗你了？

你说说看,洪志李几岁能穿墙?再说说洪志李爹娘哪年结婚?

写的太好了!
望多出点如此好的文章
通过舆论,警醒世人!

夸父

您好,标题已写明为转载,如果您有疑问,请找作者,本人所说不能代表作者的思想!

唐老鸭

原帖由 Guest   于 2008-1-4 19:33 发表
写的太好了!
望多出点如此好的文章
通过舆论,警醒世人!

确实写得"很好"!尤其让民众知道: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杜撰,什么叫篡改,什么叫歪曲,什么叫诽谤,什么叫"流民",什么叫下三赖!

落叶

引用：这一模棱两可的话语及态度为后世理解孔子的天命鬼神思想留下了极大的争论空间和思想空间。
你拉拉杂杂地写了这么多字，但只得出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却又用它去理直气壮地否定着什么，你这种逻辑实在是可笑之至。你把中国传统的天命论划分为神学决定论、道德决定论和自然决定论，其中你把“神学决定论”换了名称为“庸俗天命论”，姑且不论你这种划分方法是否合理，单就你给“庸俗天命论”所加的带有贬意的“庸俗”一词来看，你已经把你自己凌驾在各宗教及有神论之上了，请问，有哪条法律允许并支持你这样做了？自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不事鬼神的帝王是少而又少吧？民间更是如此，有个相声《买佛龛》生动体现了民间在传统上是如何供奉神明的。因此，“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又有什么不对呢？

落叶

原帖由 Guest   于 2008-1-4 17:39 发表
你说说看,洪志李几岁能穿墙?再说说洪志李爹娘哪年结婚?

抱歉，这里讨论的是“九评”，你的问题请到其他地方发。

落叶

原帖由 夸父 于 2008-1-4 22:32 发表
您好,标题已写明为转载,如果您有疑问,请找作者,本人所说不能代表作者的思想!

转载的就不能被评论了么？

原帖由 落叶 于 2008-1-5 16:24 发表

抱歉，这里讨论的是“九评”，你的问题请到其他地方发。

轮子好霸道,这个主贴的主人不是你!卖轮子的后台老板是何等货色,它卖的九评也就是什么货色!不懂吗?

唐老鸭

楼主转的文章不错，作者写得也很有功力，从古到今、从文化到思想的流变都述及了！犹如一个“小百科”了！假如作者的言辞用语再平和一些，那么本文的力道可能就更大了！

不过，还是嫌字太小，又拥挤到一块，鸭子是戴着花镜，花了三天把它看完的。哈哈。顶！

[ 本帖最后由 唐老鸭 于 2008-1-5 22:54 编辑 ]

唐老鸭

原帖由 落叶 于 2008-1-5 16:24 发表
抱歉，这里讨论的是“九评”，你的问题请到其他地方发。

本栏目是《转正法轮》栏，专门讨论法轮功问题，“九评”只是这个问题的一小部分，本帖子楼主也未声明只能讨论“九评”，请不要画地为牢。

清静无痕

精辟.一针见血.好.//emb6 //emb6 //emb6

原帖由 落叶 于 2008-1-4 15:47 发表

九评的写作目的，在它的前言中写得很清楚。

九评的写作目的,是让轮子功它的主子自煽自的嘴!

引用：这样就使朽烂的周朝观念重获生机，并赖此泛滥开去，影响朝野两千年。
同上一段类似，你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罗列了一大堆“史实”，证明了“君权神授”的确是“影响朝野两千年”。至于“君权神授”是不是荒谬的，这无关紧要。因为从你引用的九评相关语句来看是符合你所列举的史实的，而九评对此并未表明自己的态度，难道说了与事实相符的话是“不知羞耻”的？!

引用：他把自己美化成大佛、大觉者、大神仙的根本目的是想当中国的“君”！
你为什么总是要揣测别人的想法呢？别人想做什么对现实世界没有什么影响，可以说与你无关，只是在他做出了实际行为后才可能与你相关。打个比方，你揣测一个人想（只是想，而无行动）杀了你，而去公安局报案要求逮捕那个人，公安局是绝对不会受理的。所以，如果你有时间还是多想想自己的事情吧。另外，有人想当“君”有什么可奇怪的，我也想呢，你来抓我吧。